为了贯彻我国“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20**年12月始，北辰法院在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开始适用未成年被告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同时，XX区法律援助中心被确定为国际司法桥梁资助项目试点单位，使这一制度在我院更加顺利展开。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新生事物，在实际操作运行中，对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性质、作用等，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大的争义。为总结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笔者拟对上述争议问题发表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为这一制度更加规范的适用，裨益于司法实践。

　　一、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产生的依据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产生的依据是20**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这就是我国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二、社会调查主体

　　对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的主体，《若干规定》规定了四种调查主体：

　　1.控方，即公诉人；

　　2.辩方，即辩护人；

　　3.法院；

　　4.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但在司法实践中，各类社会调查主体，在实际操作中，均存在着各种实际问题：（1）对公诉人作为社会调查主体，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以公诉机关认为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因此不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实际司法中，公诉人做社会调查的也寥寥无几。（2）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是目前在司法界适用较多的。这对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辩护人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在内容上大多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即只调查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被调查主体的真实情况。（3）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这不仅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产生“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等问题。（4）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由于《若干规定》对此规定得比较原则，使实际工作中，人民法院应该委托哪一社会团体组织、对调查人员的要求、经费的承担以及调查后如何在庭审中出示，均未做具体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此种方式的很少。

　　三、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以及社会调查报告应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哪一阶段出示，存有以下争议：

　　1.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对未成年被告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和成长经历的调查，与其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因此不能把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而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其不能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2.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因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对未成年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的调查，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可以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笔者认为，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性质以及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哪一阶段出示，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社会调查报告中，附有未成年被告人以往学习、工作等表现，如在学校的“三好”学生奖状、工作单位等颁发的先进个人等证书、所在学校或居住地的村委会、居委会出具的以往表现的证明，只要符合刑诉法证据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书证），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对社会调查报告，只是辩护人通过对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的调查，自己书写形成的调查报告，笔者认为此种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只能作为量刑的参考。可在法庭辩论阶段，作为辩护意见的依据，与辩护词一并宣读。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为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施刑罚，一向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的全面调查，为参与审理的法官考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因而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供了依据。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五、对规范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设想

　　1.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建议统一适用社会调查员制度。社会调查员即为地方设置的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办公室（简称预青办）人员。随着我国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的高度重视，设置预青办的地方越来越多，人员和机构是现成的；预青办人员可以站在中立的立场客观、全面地进行调查；预青办人员是我国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其先期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更有利于其后期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2.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建议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社会调查员制度。使社会调查员通过调查并制作的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客观真实、全面完整、准确公正。而且由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报告，该报告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3.社会调查报告作用的延伸。社会调查员出庭，除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外，对未成年人自愿认罪的案件，法官可以邀请其参与法庭教育。由于社会调查员进行了社会调查，因而就整个法庭而言，除未成年被告人的监护人外，社会调查员是最了解和熟悉被告人成长轨迹的人，由他们参与法庭教育，效果应该是最佳的、最理想的。另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八条：“对于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应当收监服刑的未成年罪犯，少年法庭应当填写结案登记表并附送有关未成年罪犯的调查材料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表现材料，连同起诉书副本、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送达到执行机关。另笔者认为，为更好的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法院在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监所科、司法局社会矫正办公室、预青办送达相关执行手续时，一并将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涉及个人隐私部分除外）送达，以便于上述部门尽快了解情况，利于对未成年犯罪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