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划定了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路线图。“改革”成为这一时代语境下的高频词，无论是在全面改革中需要自我完善的国企，还是在竞争加速的市场环境下谋求创新和发展的民企，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都纷纷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之中。高级经理人，作为组织中的精英阶层，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和价值，同时也承载了相应的责任和压力。

　　XX年11月，《财富》(中文版)联合北京易普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连续第XX年开展全国性的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工作，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积极配合，最终共回收有效数据993份。本报告基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试图帮助读者对中国高级经理人群体的整体状况有一个更加具体深入的把握和认知。

　　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经理人的春天?

　　XX年11月9日至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作为区别于以往国企改革的重要措施，首次被列入到改革任务中。XX年11月，apec会议在北京胜利举办，在充分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的经济地位的同时也给推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层注入了新的希望。高级经理人，作为社会阶层中的“高大上”群体，似乎迎来了更多的机会，他们的道路似乎越走越宽敞。

　　XX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高级经理人对经济发展环境和前景持有近3年内最积极的态度。39.9%的高级经理人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上升和回暖状态;82.4%的高级经理人认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在增加;53.1%的高级经理人对中国经济将持续稳健发展抱有乐观态度。同时，在对自己所在公司的满意度评价上，38.7%的高级经理人持比较满意的态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5%，也是近3年内持满意态度人数比例最高的一次。

　　在压力的感受方面，高级经理人仍然“压力山大”，73.8%的高级经理人面临高压力的困扰，但是压力水平相比去年有所降低(降低了3.4%)。同时，该数据也成为高级经理人群体近5年压力水平的最低值。

　　由于社会定位和角色期待，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压力，75.7%的男性高级经理人感到压力水平较高，比女性高级经理人高出了16.6%;同时，工作的“十年之痒”现象比较明显，工作11~XX年的高级经理人压力水平最高(79.3%);此外，工作时间多少是造成高压力的另一原因，每周工作55~60小时的高级经理人压力水平最高(88.8%)，而保持每天8小时正常工作时间的高级经理人高压力人群比例为53.0%。

　　在个人状态上，相比去年，XX年高级经理人的消极情绪有所减轻，积极情绪有所提高，同时，情绪状态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和年龄特点。男性高级经理人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更多，而积极情绪更少;35岁以下的高级经理人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最少，36~45岁的高级经理人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而55岁以上的高级经理人整体的情绪状态相对最佳。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组织中对经济形势、政策变化、决策要求最为敏感的群体，高级经理人似乎最先感受到了改革创新和经济转暖吹来的春风。只是万事开头难，当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时，改革的重担和企业的未来更多的还是由“人才”来承担，高级经理人寄托于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性保障仍然有很长的距离。高级经理人的春天，乍暖还寒，一切才刚刚开始。

　　过渡时期的牺牲品—经理人之殇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作为组织中的“斯人”，高级经理人往往被委以重任。而承担重任的背后，是生活与工作、身体和心灵的多重压力。

　　XX年初，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白宗仁因意外逝世。在这之前，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王梦恕曾经对媒体说，“他近年患上抑郁症，部分原因可能是公司债务负担重，个人压力大，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白宗仁用身心的枯竭，为自己的职业经理人生涯画上了意兴阑珊的省略号。

　　“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毒品，而是职业压力”。职业压力成为现代人职业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阻碍。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压力的反应分为三个阶段：警觉、抵抗和衰竭。而持续高压的环境，会让人提前进入“早衰”期。虽然，大多数的高级经理人不会面临“致命”的压力，但是超负荷的工作压力足以损害到高级经理人的身心健康。

　　XX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压力给高级经理人的身体、生活和工作上带来了多重压力。在身体上，最明显的症状依然表现为身体疲惫、记忆力下降和眼部过劳以及出现各种睡眠障碍;在生活上，压力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产生消极情绪”(63.1%)及“出现失眠或其他睡眠问题”(54.4%)。在产生的消极情绪方面，高级经理人的焦虑(26.8%)、心烦(22.0%)和压抑(20.4%)名列前茅;在工作上，压力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工作效率降低”(70.5%)和“对工作缺乏兴趣”(46.0%)。

　　在压力的来源方面，“空气质量”仍然是高级经理人的最大心病。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8%。“经济环境不好，影响企业发展”一跃成为XX年高级经理人的第二大压力来源(比去年增加了6.1%)，紧随其后的是“居住环境及出行过度拥挤”(31.5%)。

　　面对这样的压力，XX年，高级经理人在仍然保持传统减压方式的优势下，呈现出了“享受独处”和“动静结合”的态势。“听音乐”(33.2%)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放松方式;同时，“动静结合”的减压方式异军突起，通过慢跑或散步这类“健身运动”(30.4%)在众多选择中成为了增长速度最快的减压方式，比去年增加了14%;而“阅读”(31.6%)这种在文字中寻求释放的方式也受到了高级经理人的青睐，比去年增加了7.1%。

　　与个体呈现出的多样化应对压力的状态相比，企业或组织对于高级经理人的压力状态关注度不足，在方式方法上缺乏创新。“组织集体活动(如郊游、k歌)”(37.4%)、“为员工营造积极快乐互助的工作环境”(26.1%)仍然是企业常用的减压方式。但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5.2%和7.6%。另外，有30.4%的高级经理人表示“公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帮助其减压”。

　　由此可见，面对改革，高级经理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高级经理人的身心健康亟需得到有效关注。面对压力，高级经理人似乎在进行一场“一个人的战斗”，企业或组织更多地扮演了一个旁观者。“重用轻培”的企业用人观，使得企业仍然没有意识到压力给团队和公司层面带来的破坏力，而更多地把压力看作是高级经理人需要应对的个人问题。从这一点上讲，中国企业的用人观和管理理念还有待扭转。

　　“当工作变成一种心理负担”—经理人“成长的烦恼”

　　一项对我国1,000名中年人健康状况的调查描述了职业人的生活常态：超时工作，睡眠不足，压力巨大，没有休闲，健康负债;多梦，失眠，不易入睡;经常腰酸背痛，记忆力明显衰退;脾气暴躁、焦虑者占一半。这就是职业枯竭的真实写照。

　　职业枯竭是由工作引发的心理枯竭现象，是职业人在工作的重压之下所体验到的身心俱疲、能量耗尽的感觉。在高速发展变化的社会进程中，它成为了现代职业人的“流行病”。

　　改革当前，众多企业都把对人才的需求放在更饱满的工作状态和抗压应变的心理素质上。高级经理人如何摆脱经济环境、体制不全、信任缺失以及自身局限等多重压力造成的职业枯竭，激发工作活力，以更积极的心态应战变革，成为高级经理人现阶段面临的“成长的烦恼”。

　　XX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高级经理人在职业枯竭感上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降低，在“缺乏工作活力”和“质疑工作价值”两个指标上都有所改善，这与XX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呈现出来的改革热潮和高级经理人的多渠道发展方向不无关系。

　　在不同群体的高级经理人中，企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级经理人对工作的投入和价值定位。国有企业的高级经理人职业枯竭感最高，外资企业的高级经理人位居第二，而民营企业的高级经理人职业枯竭感最低。教育背景作为“知本”积累最直接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枯竭感，大专学历的高级经理人最缺乏工作活力，本科学历的高级经理人则最质疑自身的工作价值，硕士学历及以上的高级经理人的整体职业枯竭感最低。另外，职业枯竭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35岁以下的高级经理人职业枯竭感最高，而55岁以上的高级经理人职业枯竭感最低。如何帮助不同群体有效地缓解职业枯竭感，不仅是个人的困境，也是企业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心理研究表明，职业枯竭感能够得到积极预防和缓解，而提升心理资本是从个人层面缓解职业枯竭感的有效方式之一。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自信、希望、坚韧和乐观。心理资本是人力资源的核心资本，它是人体自主应对压力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关键，能够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激发人更高的工作热情和动力。

　　XX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心理资本越高的高级经理人，其职业枯竭感越低。高级经理人的心理资本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35岁以下的高级经理人，心理资本水平最低，相反，55岁以上的高级经理人，心理资本水平最高。

　　人们常说“工作是美丽的，奋斗是幸福的”。也许只有我们能够全心投入、从容应对并真正体验到快乐时，工作才会呈现出最美的模样，我们才能够在职业发展的路上幸福成长。而这条路是否通达顺畅，除了高级经理人自身的努力之外，企业也应该发挥更大的组织功效和管理才能，建立激励、关怀性的组织文化是企业层面应对员工职业枯竭感的有效途径。

　　路在脚下，相伴前行—职业经理人的明天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像成长过程中必须承受的“生长痛”，压力是高级经理人在职业生涯中必须经历的苦痛。而这些苦痛是高级经理人通往“罗马圣殿”的必经旅途，也成为了高级经理人和企业攀登高峰的垫脚石。

　　显然，我们无法回避苦痛，那无异于“拔苗助长”。就像心理学家汉斯·塞利说的那样：“我不能也不应该消灭我的压力，而仅可以教会自己去享受它”。面对重压，我们应当主动寻求解决之道。身处改革，企业和高级经理人都亟需对各自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以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企业发展和职业心理健康的问题。如果企业和高级经理人能把职业心理健康放到和个人升迁、企业兴衰同等的高度，那么，求解压力之路就不再是高级经理人一个人的精神苦旅，而是一场关乎整个企业群体的荣誉之征。随着企业和个人的相伴前行，求解压力的步伐终究会变得踏实和笃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