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乡镇妇联及相关部门对法律法规知识的大力宣传和普及，农村妇女的法律意识逐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也有所增强，农村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农村妇女权益保障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作为一员女村官，我有必要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从事不同行业的农村妇女，就婚姻关系、家庭财产和土地承包等几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妇女维权意识明显提高，但仍待加强 

　　调查结果显示：广大农村妇女的法律意识、依法维权能力在不断提高，在走访调查的农村妇女中，大多数妇女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有些妇女表示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会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有些妇女清楚的知晓夫妻之间是应该互相尊重、相互抚养，那种关起门来打老婆的事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家务事;有些妇女知道在受到诸如家庭暴力问题时应该报警或者寻求当地妇女组织帮助。12年以来，我和村妇女主任共接待周石庄2例离婚妇女要求分配财产的案例，通过我们的调解，她们享受到了应有的权益。顺河镇妇联曾接待受家庭暴力困扰的妇女6人，其中5例调解恢复和谐家庭，一例最终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了自己的人身权利。 

　　种种现象表明，广大妇女已经不在是沉默的羔羊，已经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也看到，广大农村妇女中正在承受或者长期承受家庭暴力的也有人在;因不懂法律以暴治暴，触犯法律的也有人在。这些现象说明农村妇女的权益保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 

　　广大农村妇女所承包的土地大都在出生地，婚后住所、户籍所在地都发生了变迁，但是土地却不能随住所、户籍的变迁而变动，而且大多数农村妇女主动放弃土地的种植和收益权利。当土地承包权益受到侵害时有75%的妇女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解决，但是在承包地土地挪作他用，补偿金分配时有56%的妇女知道积极争取。 

　　三、农村妇女享有的财产支配权局限性较大 

　　在针对家庭财产由谁管理的问题时，有80%的妇女表示对家庭的财产享有一定的支配权利，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广大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但在问及家庭重大问题决策权时，都异口同声的说共同商量或是由男方做主，而当男女双方针对某一重大决策问题有分歧时，即使妇女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但多数情况下却仍然做不了主。这也同时说明了妇女所享有的财产支配权局限性还很大，妇女的权利观念仍趋保守，妇女的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四、家庭暴力问题仍需重点关注 

　　在调查妇女中，有10%甚至更多的妇女表示曾被配偶打过，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数。当然也可能被打过的，有很多并不能构成家庭暴力，但是从这个数中，也隐隐透露出，广大农村妇女的家庭生活幸福指数并不是很高。 

　　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与因素 

　　1、家庭暴力存在原因：一是客观上体力上处于劣势，在挨打的时候比较被动，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偶尔反抗引来的可能是对自身更大的伤害。二是农村妇女自身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遭受暴力后虽然也知道是违法的事情，但是很多妇女因受“家丑不可外扬”等观念的影响，或是根本没有勇气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导致配偶重复施暴。三是家庭暴力取证困难。虽然说目前已有了专门的家庭暴力鉴定机构，但是由于大多数妇女对家庭暴力的鉴定程序并不了解，遭受家庭暴力后不知道应该找谁，如何进行鉴定，什么时间鉴定最合适，而且受害妇女在不打算离婚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去做鉴定，从而导致家庭暴力取证困难。 

　　2、土地权益问题存在的原因。一是妇女的土地多在未婚前的父母所居地，一旦结婚了，父母家所在地取消了她的承包经营权，丈夫家可能也没有她的土地，从而失去土地。二是长期形成的土地种植传统，女性出嫁后土地留在出生地，由自家兄弟代为种植，并获得经济收益，导致广大农村妇女认为理所当然的土地承包权应当属于兄弟，而不去争取。三是土地承包以家庭为单位，户主大都是男性，这也导致广大农村妇女在出嫁、离婚或者是丧偶等特殊情况出现时，土地作为农村主要的经济来源，不能随妇女的住所、户籍等变化而发生改变。 

　　3、财产支配权有限问题存在原因：一是妇女意识里她们最首要的任务仍然是照顾孩子和老人，因此并没有积极努力争取工作机会，农村妇女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工作，导致她们对男士的依附性太强。二是就农村来说，家庭经济来源仍以男士为主，妇女会觉得自己“没有说话权”，从而不去争取财产权利。 

　　由调查结果可看到，广大农村妇女的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家庭地位也在提高，可以说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 在农村，家庭暴力、土地纠纷、财产支配分割等存在的问题，依然容不得有半点松懈，针对这些问题，应该提高普法维权的力度、广度、深度，注重个案维权。 

　　解决维权问题的建议与措施 

　　就目前妇女维权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看，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它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在社会的每个角落。虽然国家已经设出代表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专属 

　　部门妇联来帮助妇女解决困难，但是也正是因为此，形成了妇女工作也只有妇联做的不良局面。其实妇女工作是全社会的，仅靠妇联是远远不够的。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整合社会资源，推动解决维权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关注支持妇女维权工作的氛围，实现社会化维权大格局。 

　　1、创造良好大环境，构建社会化的维权工作格局 

　　在维权进程中要跳出传统、单一的维权模式，打破妇女工作妇联做的局限模式，确立社会化维权的新观念，用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和思考妇女合法权益维护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妇女利益的有效机制，使妇女的各项权益真正落到实处。大 

　　一是打造依法维权的法治环境。通过深入普法、严格司法、违法必究等环节，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公正，为妇女维权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强化妇联维权的职能作用。妇联自身要解放思想，不断完善和创新工作方式，依据法规和政策，及时提出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实施办法和建议，切实解决妇女维权方面带有群体性、倾向性的热点、难点问题。三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维权工作。实现妇女维权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构建起全方位、开放式的社会化维权的大格局。要以妇女发展和维权需求为目标，依靠党委领导，争取政府支持，协调社会力量，推动民众参与，逐步形成社会化、法制化妇女维权工作新模式。 

　　2、从妇女本身做起，提高广大妇女的整体素质 

　　提高法律素质，增强广大妇女自我保护的能力。鼓励妇女通过各种渠道，学科学、学法律，不断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法律意识，鼓励妇女灵活运用法律保护自己，自觉地维护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的平等地位和发展权利，在妇女最广泛的参与中促进两性和谐平等发展。 

　　加强文化教育，增强广大妇女社会竞争的能力。不仅要加强妇女基础文化教育。保证女童适龄入学率，降低在校女童辍学率，确保妇女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要把成人妇女的再教育纳入正规化、系统化的轨道，为妇女终身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 

快递服务业消费维权调研报告

　　近些年来，快速邮递业务(以下简称“快递”)作为物流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凭借其点到点、快速方便的独特优势，潮水般地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给百姓打开消费方便之门，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快递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快递服务质量名不副实。一是无故拖延。每到年底或节假日网上商家让利促销，快递业务量便骤然增加，出现订单堆积，商品不能及时发送。二是难以检测。随着快递服务范围的扩大，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进入快递范围。然而，面对这些高科技产品，仅通过外观一般无法判断和辨认其在快递过程中有没有被摔受损的情况经历以及是否还保持应有的正常功能。三是先签后验货。快递公司一般通用的规则是先签后验货，有的甚至直接把邮件交由物业或门卫签收，规避快递邮件的损坏风险，而消费者先签再验货，即使发现物品有损毁，快递员也可以将责任推给寄件方，消费者面临的是举证难、索赔难等维权难题。

　　快递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很多快递公司将一个区域划包给一个自然人，快递公司向其收取押金后，授权其在该区域使用公司商标从事快递业务，并自备交通工具、自主招工经营、自负盈亏。区域承包准入门槛低，快递公司发包时不审查承包人的资质、财产状况、信誉度等，授权后也不对承包人进行管理、监督，个别员工素质差。承包人聘用快递员后，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不进行岗位培训、安全教育等，有的雇用临时摩的人员，工作随意性大，安全意识薄弱，增加了潜在的信用危机，甚至会出现快递公司内部员工“损货、偷货”事件。

　　快递纠纷处置差强人意。因受外部因素影响，快件在运输、传递过程中难免发生延误、损毁甚至丢失。但个别快递公司在收寄时，没有向用户做必要提示，发生问题时采取搪塞、拖延等手段逃避责任。还有部分快递公司在保价快件丢失、损毁后，以用户无法提供发票为由拒绝承认。

　　快递契约存在霸王条款。快递公司为了规避风险、推卸责任制定了一系列的霸王条款，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索赔较难。如快递公司不履行保险、保价告知义务;货物遗失或损坏只按邮资赔偿。例如，某快递公司《快件运单契约条款》第19条规定：“寄件人有义务按照约定时间偿付所欠本公司的运费，不得以理赔尚未结束为由拒付，亦不得擅自从所欠运费中直接扣除。”

　　二、几点建议

　　针对快递业存在的以上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强化企业内部规制。一是提高快递人员的从业门槛，严把入门关。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通过考试招聘等形式吸纳素质高能力强的职工，加强服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及业务知识培训。二是提高企业商业信誉，严把服务关。快递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自身的运营机制使客户服务水平跟上消费者的需求，要加强对货运产品全过程和各环节的跟踪服务，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充分重视客户的需求，不断提升企业形象。三是提高设备更新能力，严把过程关。现阶段由于我国快递服务的设备比较陈旧相对落后，这大大制约着快递服务的运营速度，由于网络加盟模式使得快递企业管理比较松散，快递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同时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的缺乏也限制了客服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电子等科技产品的网购也对快递企业的检测能力给以考量，因此更新快递服务的设备迫在眉睫。四是提高纠纷处置能力，严把售后关。首先,快递服务公司应该对提供服务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进行自查, 在整个快递流程中，存货、搬运、发送时做到严格对照检查，避免送错和误送，避免货物损坏。当快递业务出现问题时，快递公司要勇于承担责任，认真分析原因，并积极履行赔偿责任，完善服务纠纷的解决机制。其次,快递企业针对消费者投诉较多的、明显不合法不合理的内容,如限制赔偿、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等条款加以修改，提高自纠能力。

　　强化外部行政监管。一是严把主体准入关。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受理和审查从业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严格审查快递执业人员资格以及经营场地情况，对早期未取得许可证的经营企业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予以吊销。二是严把规范经营关。着力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强化快递经营主体监管，坚决取缔“黑快递”，督促快递经营者证照齐全并亮照经营;强化行政指导，针对快递服务市场的现状制定措施，引导企业增强诚信意识，规范经营行为;强化格式合同使用，认真审查目前快递服务市场中常见的格式合同，着力清理“霸王条款”、模糊条款，对快递业契约条款实行备案制，定期对快递业务合同条款进行点评，积极推广使用快递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强化消费维权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受理消费申投诉和举报，强力推行快递物品保价赔偿制度，不断提高快递企业提升解决消费纠纷的能力。三是严把行业自律关。建议由邮政牵头，成立快递行业协会，加强行业内部管理，规范经营行为，交流业务经验，协调业务纠纷，共同维护快递行业健康发展。四是严把监督惩戒关。目前快递行业监管制度还不完善，现阶段我国快递业存在服务标准混乱、收费混乱。作为快递业的主管部门-邮政主管部门，一方面应加大对《邮政法》、《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快递业服务标准》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监督其依法取得快递服务经营资格，并守法经营，对非法经营者加大惩处取缔力度，另一方面应着力规范行业标准，有效遏制标准乱收费乱的行为;建立从业人员备案制，规范企业用工行为，通过工资、保险、绩效奖金等激励手段，实现人员相对稳定，通过教育培训、人文关怀等企业文化，实现人员素质提升;建立快递业惩罚纠错机制，必要时以交纳从业保证金的形式为消费者承诺并实行先行赔付，尽量减少遗漏、失误或故意拆件等问题发生，保证服务安全性、快速性。

　　强化消费综合教育。在选择快递服务时，最好选择规模较大、网络健全的快递公司，接受服务前应认真核查公司经营是否合法，信誉是否良好，不能只考虑价格因素;在选择快递方式上，要根据货物质量、大小、价格等决定是否需要保价，并根据物品实际价值签订“等额保价”合同，明确违约责任;在填写快递单据时，要尽量注明货物的真实详细情况，认真阅读货单上的承诺、委托单背面的合同约定，如发现对消费者不公平的条款，应及时选择其他快递公司，避免自己的物品受损失后退赔困难。对于网络购物、电视购物过程中附带的快递服务，要向卖家了解清楚是哪一家快递公司负责货物投递，其服务标准和服务内容是什么，尤其要注意“先验货再签收”，避免“先签收后验货”发现货物缺少、破损难以维权。

　　强化快递纠纷赔偿执行力。《邮政法》第84条规定：邮政企业是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提供邮政服务的全资企业，控股企业。《邮政法》第45条规定：邮政普遍服务业务范围以外的邮件损失赔偿，适用有关民事法律规定。而《合同法》是我国民事基本法之一，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因此快递企业与消费者实际是一种承运合同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厘清这种法律关系并予以明确，便于消费者遇到此类纠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关于农民工维权存在的问题的调研报告

　　摘要：农民工问题是目前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也加大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力度;但从工作站办理的2660件援助案件来看，农民工维权仍然存在着程序复杂和成本高的问题，很多农民工视维权为畏途，有的不得不因承受不起而放弃。要彻底解决问题不仅需要现有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还必须理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降低维权的难度和成本。

　　方法农民工维权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劳动违法现象严重;二是现有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不畅。

　　(一) 劳动违法现象严重

　　方法1、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农民工维权困难重重

　　方法劳动合同是确认劳动关系最直接、最重要的凭证，也是确定劳动的工资、工种、工时等工作内容的最重要的证据，但农民工外出打工面临的最大维权问题就是很少签订劳动合同，各项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本次统计的2993名农民工中，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只有220人，占总数的7.3%;其中63人自己并没有合同，而是在用人单位处。工作站在XX年9月所做的两周年工作总结中，曾统计当时援助的2196名农民工中签订合同的有135人，占到总数的6.2%。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在一年后虽然略有提升，但大量农民工仍然游离在劳动合同的保护范围之外。

　　方法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就很难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增加了讨薪和认定工伤的难度。尤其是在工伤案件中，确认不了劳动关系即无法认定工伤。如仝某工伤案中，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在认定工伤前不得不先确认事实劳动关系，仅认定劳动关系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方法农民工之所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并不是他们不愿意签，往往是用人单位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恶意逃避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农民工郭某某带领80多个老乡在北京打工，因用人单位一直推脱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郭某某等人就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单位负责人当着监察人员的面打了郭某某一个耳光，理由是郭某某给单位带来了麻烦。

　　方法《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由于加重了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力度，在XX年2月以后到工作站申请援助的农民工当中，劳动合同签订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是在非建筑行业中。但与此同时，用人单位故意规避法律的行为也随之出现。如签订合同后，用人单位将两份都收回，既可以应付劳动部门的检查，又可以在与劳动者发生争议时拒绝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还有的单位虽然签订合同后也能给劳动者一份，但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数额、工作时间等重要内容却与事实不符，如农民工每月实发工资1200元，劳动合同上却写着730元;工作时间明明每天有10小时或更长时间，合同上却一律都是8小时。这种情况下如双方发生争议，农民工很可能因为合同的内容而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方法2、包工头的存在，严重影响农民工维权

　　方法包工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但他们的存在隔断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间的直接联系，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和工伤保险参保率低的重要原因。而且，违法分包、转包也使得劳动保障部门很难查清建筑工地到底有多少农民工，无法对违法单位进行处罚。

　　方法当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或发生工伤得不到赔偿时，包工头又是维权的极大障碍。农民工追讨欠薪或者申请工伤认定时，因为没有与用人单位的直接关系而无法认定劳动关系;如果农民工跟随包工头在多个不同的工地打工，劳动关系更难确认。农民工向劳动部门举报或投诉时，工作人员认为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是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因而不予受理;到法院起诉时，有些法官也会认定农民工是与包工头之间的劳务关系，判令包工头支付农民工工资或赔偿金，而这样的判决即使胜诉了，也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如耿某工伤案中，耿某在建筑工地从事钢构安装时从高处坠落受伤，导致半身瘫痪，伤残三级。因缺少证据无法认定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耿某无奈只能以包工头为被告要求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在法官调解下包工头虽同意支付18万元赔偿金，但达成调解协议后便不知所踪，耿某至今未得到任何赔偿。

　　方法有些包工头在得不到工程款时，就利用农民工讨要工资的名义，以聚众静坐、游行、指使农民工伪装“自杀”等方式来恶意讨薪，农民工不仅得不到工资，反而会因为违法行为受到处罚。

　　方法3、劳务派遣规模庞大，被派遣劳动者权利难保障

　　方法劳务派遣作为非正规就业的灵活用工方式，原本应当是满足企业的灵活用工、弹性用工的需要而使用，但在我国却出现了取代主流用工的趋势，仅建筑行业的派遣劳动者就有1000万人之多。

　　方法用人单位使用派遣劳动者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很多用人单位将低端劳动者“整体”转移给派遣公司，用工的不招人，招人的不用工，以此来规避其解雇劳动者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以及劳动者发生工伤后的工伤保险待遇，将其应负的种种责任“转”给了派遣公司，从而降低其用工成本。而目前劳务派遣公司的资质和规模缺乏规范，派遣公司鱼龙混杂，有些只是“皮包公司”，根本无法保障劳动者的权利。一旦公司注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破产，甚至根本找不到公司，劳动者应得的经济补偿金或工伤保险待遇就成了镜花水月。

　　方法除了被解雇或者发生工伤后无法得到补偿的巨大隐患外，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内还会有同工不同酬、没有晋升机会、没有相应福利待遇、工会组织不明等种种不利之处，他们成了变相的“临时工”。

　　方法正是由于劳务派遣的种种“好处”，很多用人单位将原本与自己有直接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改为派遣员工，以虚假劳务派遣来逃避责任。如工作站办理的徐某要求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经济补偿金案、李某要求某食品公司经济补偿金案、马某要求北京某建工集团工伤保险待遇案以及孙某要求某人才服务中心职业病工伤保险待遇案中，这些农民工均是用工单位原有职工，工作几年后被要求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当他们被辞退或者发生工伤要求用工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或工伤赔偿金时却不知该向谁主张：明明是用工单位的职工却被告知没有劳动关系，而劳务公司显然又没有保障。

　　方法为了规范这一用工方式，《劳动合同法》以12个条文对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以及派遣劳动者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界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了更多的权利：有权得到相应的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有权要求同工同酬等。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劳务派遣公司的业务量不减反增，显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采用劳务派遣制度还是有利可图的。尤其是在《劳动合同法》强化了劳动关系的稳定性后，为了能更方便的解雇劳动者，用人单位宁可向劳务派遣公司交纳管理费，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来用工。除此之外，派遣工与正式职工的不平等待遇，职业伤害赔偿以及其他用工单位应当承担的责任问题，等等，在《劳动合同法》上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规范和解决。

　　方法4、工伤保险覆盖率低，巨大真空将农民工排斥在工伤保障之外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是男性青壮年，他们从事危险性大的繁重体力劳动，很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尤其是在建筑领域。国务院研究室在《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也指出，农民工面临的最急迫的需要就是工伤保险与大病医疗保障问题。虽然《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给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但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并不高。在工作站提供援助的211个工伤当事人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只有20人，仅占到总数的9.5%。

　　方法工伤保险的覆盖率低，导致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权利难保障。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其承担工伤职工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这就使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救治费用和相关补偿均要依赖于用人单位，并没有实现工伤保险所应具有的统筹资金、共担风险的功能。而用人单位为了逃避责任，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拒不申请工伤认定;农民工申请认定时，又常常否认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核定保险待遇后，也并不能主动履行。工作站援助的211个工伤案件中，仅有6个案件是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的。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只能自己承担伤害造成的后果，这对原本生活艰难的农民工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不仅个人生活难以为继，全家都可能陷入困境。如在张某工伤案中，张某因长期得不到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金，无法保障父母、子女的生活，尚在求学年龄的两个孩子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

　　(二) 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不畅通，农民工维权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

　　方法1、工伤保险待遇申请程序复杂、时间过长

　　方法在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已经办结的119件工伤援助案件中，有86件是通过和解或调解(包括律师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调解，其中绝大部分是律师调解)结案的，占到已结案件的72.3%。农民工宁可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私了和解，原因就在于工伤维权的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

　　方法所有程序走一遍，总共要3年9个月，如果有延长，会到6年7个月。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将全部程序走完，但法律规定中却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漫长复杂的维权程序妨碍了农民工主张权利，却使违法单位有充足时间转移资产，使诉讼面临风险或失去意义;如果用人单位恶意利用程序规定来拖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农民工是无法承受的。如在颜某工伤案中，颜某在XX年9月9日发生工伤事故，经过一年半的调解(未果)、仲裁、诉讼等程序后，现在用人单位已提出破产申请，而颜某的诉讼程序还未了结，即使将来得到胜诉判决也很有可能无法执行。

　　而调解虽能节省时间和成本，但用人单位往往凭借着自己的优势迫使农民工让步，接受低于法定数额的赔偿金。如田某工伤案中，田某为伤残八级，根据法律规定应得到约6万元的赔偿金。田某为了早拿到钱做手术而选择了和解，最终只得了25000元，仅为他应得赔偿额的40%。由于没有得到应得的伤残补偿，对于已是残疾的劳动者来说，日后的生活将十分困难。

　　方法2、劳动监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方法劳动监察人员常常以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或者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存在雇用关系为由，拒绝其求助，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出具拒绝受理的书面答复，这使得农民工无法追究其不作为的责任，申请仲裁或到法院起诉时，也无法证明自己超过时效具有正当理由。还有的监察人员在受理举报后，常常并不及时给举报人答复，而是说：“你等着吧，3个月后给你答复。”但3个月后往往并没有解决问题，监察人员却以种种理由推卸责任。

　　方法如在郑某等3人被拖欠工资案中，郑某于XX年9月2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但直到XX年11月18日劳动监察人员才告知郑某该案件应当由用工所在地劳动监察管辖，要求郑某撤回申请。郭某等68人欠薪案中，郭某于XX年12月12日向某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在郭某多次催促下，监察人员于XX年1月15日答复该案属于“经济纠纷”，不属于劳动监察管辖范围。王某等62人欠薪案中，王某等人于XX年12月14日向劳动监察举报，XX年1月初，监察人员称王某等人没有劳动合同，不属于监察范围，不予处理。

　　方法3、劳动仲裁增加了农民工维权的复杂性

　　方法首先，在我国特殊的“一裁二审”制度下，劳动仲裁不能最终解决纠纷，反而给农民工增加了维权程序和维权成本。根据我国目前有关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规定，解决劳动争议首先必须经过劳动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由于仲裁裁决并不具有终局性，很多劳动争议案件在经仲裁裁决后仍然进入了诉讼程序，不但没有方便劳动者快捷的解决纠纷，反而因为必须走劳动仲裁而延长了维权时间，增加了维权成本。

　　方法其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还常常以各种理由不受理农民工的申诉。最常见的理由是认为农民工是与包工头之间的雇佣关系纠纷，而不是与建筑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纠纷。在《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各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受案量都成倍增长，面对劳动争议案件暴涨的局面，在短时期内如果无法对仲裁机构扩容，我们担心有些劳动争议案件会被仲裁委员会以各种理由拒之门外。

　　方法再次，劳动仲裁与法院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衔接程序，同一案件多次审理浪费资源。如果一方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服而提起诉讼，按照目前劳动争议处理的一般做法，法官即会对该案件重新审理，而这一程序在仲裁阶段时已经完成，起诉至法院再重复审理，显然是资源的浪费，使本来就数量急剧猛增的劳动争议的处理更加繁重。有些当事人出于对劳动仲裁的不了解或不信任，在仲裁阶段只是敷衍了事，马虎应付，直到案件进入诉讼阶段才积极准备证据材料和开庭。这样的话，仲裁的设置就完全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反倒增加了劳动争议处理的成本。

　　方法XX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诸多方面对仲裁制度进行了改革，如将原先只有60日的仲裁申诉时效延长至1年，且规定时效可以中断和中止;取消了仲裁收费，仲裁委员会的经费均由财政保障;小额纠纷一裁终局，但不影响劳动者的诉权;仲裁期间缩短为45日，最长不得超过60日;等等。但从劳动争议处理的整体框架来看，仲裁制度本身的改良，并不能彻底解决劳动争议维权的复杂性和时间长的问题。

　　方法4、高额的维权成本没有合理的分担机制

　　方法农民工维权成本高是目前突出的问题。为了要回被拖欠的工资或工伤赔偿金，农民工要承担高昂的成本。主要包括农民工来往于老家和北京的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他们用于维权过程中的仲裁费、诉讼费、申请执行费、复印费、电话费等。如在郭某某等68人被拖欠工资一案中，为了要回被拖欠的33000余元工资，郭某某先后从河北老家到北京找过用人单位老板20多次，找过劳动监察大队14次，区法院11次，中院3次，此外还找过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人大、北京市建委、国家建设部等十几个部门。从河北到北京，每一次光交通费就是70多元。讨薪三年来，直接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复印费、电话费、诉讼费共5000多元;再加上误工成本，农民工承担的维权成本就超过了13000元。

　　方法为了帮助农民工，援助律师必须要支付人员工资、办公、交通费等必要成本。在于某童工赔偿案中，援助律师外出调查、开庭共计37次，仅律师支出的成本就已经超过5000元。在李某某工伤案中，律师共出去调查和开庭11次，支出的交通费、给李某某的借支以及律师成本就3000多元。

　　方法维权成本高源自维权程序复杂，而没有合理的分担机制却让农民工和社会承担了不利后果。根据现有规定维权成本主要由农民工、政府和社会来承担，用人单位却不必承担任何费用，这也是用人单位敢肆无忌惮的拖欠工资和赔偿金的重要原因。如郭某等68人被拖欠工资一案中，郭某等人为了要回被欠的33000元工资，维权成本就超过13000元，而在艰难讨薪3年后最终只拿到30000元。郭某到法院领钱时，对方竟然说：“你们忙活了3年，不也就是拿到3万块钱吗?”违法单位不仅不付出任何成本，反倒可以从中获利，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督促用人单位按时支付工资，反而是在鼓励他们继续违法。

妇女维权服务热线情况调研报告

　　关于12338维权服务热线情况的分析与思考

　　12338维权热线在XX年开通，已经运行了近5年，热线开通以来，为妇女儿童提供便捷的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受理有关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投诉，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12338”热线的开通搭建了妇联组织与妇女儿童沟通服务的扁平化平台，符合广大妇女群众的维权需求，也让热线成为了广大妇女群众的一条“解忧线”、“希望线”、 “维权线”、 和“司法保护线”，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一、热线咨询的基本情况

　　到目前为止，“12338”热线开通以来，共接听、解答咨询电话470余次，主要涉及婚姻家庭纠纷的法律咨询、妇代会主任待遇、社会福利等问题的咨询。在婚姻家庭纠纷中，家庭暴力占了绝大部分，子女抚养问题、婚外情等问题也较为突出。从询问题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离婚问题、家庭暴力问题仍然是家庭纠纷的主要问题，此类问题涉及婚外情、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女性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取证困难，自身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不良侵害。

　　二、热线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是妇女儿童维权难度大。大量的妇女儿童维权需求与有限的维权力量是热线遇到的一个瓶颈问题。热线接到很多请求处理家庭暴力、妇女儿童人身保护等问题，但由于职能、资源和人力不足，暂时还不能满足每一个妇女儿童的维权请求，只能以妇女儿童的维权为重点，集中精力在对那些影响重大、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妇女儿童侵权事件的处理上。

　　二是维权水平有待提高。“12338”热线主要是依靠妇联干部为妇女儿童提供服务。妇联干部虽然经过培训，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在咨询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意见欠妥之处。在热线运行的过程中，妇联干部在缺乏规范的咨询指导，对各类咨询问题的把握不一定准确，存在解答标准不一的情况。

　　三是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工作需要。目前，“12338”热线通过普通电话接听来电的方式。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端：不能对咨询来电进行分类接听、无法实现通话录音、不能很好地实现语音留言、传真等功能、不利于来电的统计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12338”效率的提升。

　　三、今后的工作设想

　　(一)切实提高热线的咨询水平。加强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加强对热线人员的管理、培训和考核，提高热线接听人员的维权能力和水平。通过设立专家咨询日，邀请法律、心理、教育方面的专家到热线值班，提高热线咨询水平，提升“12338”热线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二)加大对典型个案跟踪处理力度。建立“12338”热线个案处理协调小组，整合相关部门的力量，组建一支由各部门人员参加的协调小组，通过将个案转交相关部门办理，或由协调小组直接办理的方式处理个案，加大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的力度，提高覆盖面，力争能够帮助每一个有合理维权诉求的妇女儿童。加强对个案处理结果的考核，保证每个个案维权的质量。

　　(三)加强对热线的宣传力度。通过公益广告宣传、宣传册，扩大“12338”的知名度，让更多的妇女群众知道这条热线。与新闻媒体合作，进行个案的宣传，扩大“12338”的影响力，让更多的妇女儿童认识和了解“12338”。争取社会各界对热线给予更多的支持。“12338”妇女维权热线系统是一个渐进的、不断探索的过程，相信在领导的重视、各部门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下，“12338”热线会越办越好，维权力度会越来越大，成为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