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党的xx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完善体制、机制和各项政策。为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一、申请综合配套改革

　　榆林在近XX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税收与税源严重背离的矛盾、经济增长快与农民增收慢的矛盾、基地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矛盾等等，在资源型城市中具有明显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机制的改革。为此，建议省上，抓住国家正在部署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政策机遇，积极争取国家将榆林列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期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克服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促进能源化工基地及地方经济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灾民”的生存、生活和长远生计问题。

　　二、试行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

　　建议省上，参照外省区的做法，尽快研究制定陕西省矿产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1、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应当停止对各类资源的行政划拨，停止无偿或低价出让资源。国家应尽快制定资源价格体系，为开发企业配置资源，应“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2、创新制度设计，建立平等的市场准入机制。应深化能源工业市场化改革，由政府做好开发项目的前期工作，用招、拍、挂的方式选择投资者，为各类企业参与能源资源开发，创造平等的准入和竞争机制；外来投资的大型资源开发企业，应吸收当地企业以资本入股，保障开发地有一定的投资权。3、制定资源综合开发的详细规划。通过国家规划、法律和法规的的权威性，解决煤、气、油、盐等资源重叠的开发和伴生资源综合开发的问题，解决超计划、超设计能力开采和资源浪费的问题，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能源化工基地的可持续发展。

　　三、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开发矿产资源，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关键是榆林的资源开发重蹈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没有做到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环境并重，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榆林市跨越式发展，最重要的是跨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此，建议省上：1、组织有关专家，对榆林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普查，作出权威的鉴定评估，并研究修复方案。2、建立“谁破坏、谁付费，政府统一治理”的环境补偿机制。按照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通过全国人大或省人大制定矿区沉陷、“三废”污染等治理补偿办法及细则，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明确企业环境保护和补偿的主体责任，明确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法等，形成地方法规。3、对所有开发企业收取环境治理保证金，防止矿井关闭后所属采空区出现的塌陷问题。4、所有用于生态环境的经费全部纳入“环境保护治理基金”专户，由政府统一治理。

　　四、均衡利益分配机制，提高地方自我发展能力，解决“生态灾民”的长远生计问题

　　建议省上争取国家在以下四个方面调整完善财税体制：1、按照税收与税源相一致原则，改变纳税地点。在资源地从事开发的企业，应在税源地纳税，以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的问题，防止不合理的税收转移，提高市县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能力。2、调整原煤、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收政策。将计征依据由从量计征改为从量从价合并计征。从量，要依据企业消耗的资源量而不是销量。从价，要依据市场价而不是调拨价或内部结算算价。达到合理征税，保护资源的目的。在计征依据未改之前，调整榆林资源税税额，原煤调整为5元/吨，原油调整为30元/吨，天然气调整为15元/吨。以此调节级差收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3、充分发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对总部设在西部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而总部不在西部、仅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的企业不实行优惠，以此加快西部发展，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4、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一是适当提高地方分享比例。将增值额和所得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60%和40%进行分成，达到既保证中央又兼顾地方的目的。二是建议中央对资源输出地加大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强地方统筹经济、自我发展的能力。三是建立资源输入地对输出地的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