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和团结农民的坚强堡垒。XX多万名农村党员是带领农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骨干力量。因此，如何按照十八大的部署和要求，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全面提升农村党组织和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通过采取座谈交流、实地查看、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对全区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主要做法和成效

　　近年来，我区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方法和机制，在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发挥服务作用上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服务组织体系逐步健全。各地采取行业统建、区域联建等多种方式，在维稳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农业园区、产业链条中建立党支部或功能党小组，不断优化组织设置模式。对尚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先行建立群团组织，以群团组织为纽带，延伸党的触角，实现村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探索推行农村“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实现了行政村、责任网格、小组三级组织网络全面覆盖。全区农村派出所、法庭、司法所和农村中心学校、卫生所、防疫站等基层乡镇事业单位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99%。

　　(二)服务帮扶机制逐步建立。把推动各级党员干部更好地服务农村、服务群众摆在突出位置，积极建立健全上下联动、民需导向、直面农村的服务帮扶体系。一是建立了以“下基层”活动为主体的多种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全区3.7万名机关干部全员下基层，进村入户解民忧、帮发展、促和谐。各地也建立了形式多样的联系群众机制，如灵武市“五送两带一包”活动、贺兰县“两集中两优化两满意”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等。二是健全常态化民情收集、办理和反馈机制。全区“下基层”活动建立以县为枢纽的工作机制，统筹解决各类问题。各地探索建立了“5188901民生专线”、政务微博等民意收集、民情分析、民事办理制度。三是健全统筹城乡的服务帮扶机制。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连心工程”，通过“三连”结对方式，形成城乡基层党组织整合联建的新格局。设立农村党员“双带”资金，目前已发放6批800万元，在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地广泛开展了党员承诺、党员志愿服务等活动，通过提供资金、项目、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帮扶支持，扎实推进基层组织党建工作互促、困难党员共帮、为民实事同办、和谐社会联建。

　　(三)服务保障能力逐步增强。坚持统筹规划、整合资源、上下联动，加强农村党组织的服务平台建设，努力为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开展服务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一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设立200万元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专项资金，以项目化管理的方式，在沿黄城市中选择试点推行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银川市设立村(社区)为民服务专项资金，市、县财政每年支出7000多万元，按照行政村每年不高于20万，社区每年不高于10万的标准给予支持，提高基层党组织为民办事能力。二是扎实推进党员活动阵地建设。加大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和社区组织办公服务用房建设力度，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综合服务功能。目前，全区所有行政村都已建成功能比较齐全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大多数活动场所面积达到100平米以上。三是全面加强党员服务中心建设。在已有县、乡、村党员服务中心(站、点)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加强党员服务中心与便民服务中心、公共服务中心的整合，打造共享共用的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党员服务和便民服务相统一。四是积极构建农村党建信息化工作平台。各地着力加强以工作网站为重点的组织工作信息发布平台、以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为重点的党员教育平台、以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为重点的党内信息互通平台、以微博为重点的党群即时互动平台等建设，着力打造功能齐全的党建工作信息平台。探索建立网络党支部、网络党校，大力推广网上宣传党建知识、受理入党申请、接转组织关系、开展组织生活等。五是着力打造党代表工作室。自治区制定了《关于在全区乡镇(村)和街道(社区)建立党代表工作室的指导意见》，并召开现场会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到XX年全区乡镇(村)、街道(社区)等基层单位都要建立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运转有序的党代表工作室，充分发挥党代表工作室深入联系服务基层党员和群众的作用。六是切实提高村干部待遇。建立村干部“两提三保”待遇保障机制，对连续任职20年以上的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给予一定奖励补贴，全面落实村干部任职补贴“不低于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倍”的硬指标。大学生村官待遇比照各地新录用公务员工资标准发放，并缴纳相关保险。

　　(四)服务考核评价方式逐步完善。在基层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方面，突出群众满意的导向，努力赋予群众更大的话语权、评价权、监督权。一是深入推进群众评议工作。各地认真总结推广创先争优活动中开展群众评议的有效做法，在XX年基层组织建设年分类定级工作中，分领域组织党员群众对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情况作出评价、提出意见，把群众评议与年度考核、党员民主评议、行风评议等工作相衔接，推动群众评议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二是优化农村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指标。在基层组织建设年考核中，引入群众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满意度指标，把群众满意作为评价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的关键指标。三是注重考核评议结果运用。XX年在全区乡镇推行“两管三评一推优”管理考核机制，加强对乡镇领导班子管理考核。开展农村党员“评星定格”活动，定期对党员党性进行分析评议。深入开展“三级联述联评联考”工作，坚持把服务党员群众情况作为专项述职的重要内容，把服务成效作为党员干部考核奖惩、选拔任用、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切实发挥评议的导向性作用。

　　二、存在问题

　　总体来看，全区各地在建设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方面认识到位，行动积极，开展了有益探索，但工作开展的深度、广度有限，需要各级党组织在创新工作理念、方法和机制，强化服务功能和服务作用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和实践。《调查问卷》中，“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一项，选择“思想认识不高，服务意识不强”的占25%，选择“工作经费短缺，无法开展服务”的占30.6%，选择“人员素质、配套设施落后、限制了服务”的占24.8%，选择“活动形式单一，缺乏针对性，未形成长效机制”的占29%;对“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关键”的看法，比例最高的是“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基层的服务保障能力”一项，占25.8%。这些数据反映出目前我区在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中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有：

　　(一)服务意识不到位。树立牢固自觉服务的意识，是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思想基础。从调研情况看，一些乡镇、村党组织和党员对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认识比较模糊，服务党员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还存在“官本位”思想意识，以及受计划经济时期重管理的工作模式影响，服务意识、服务理念尚未真正树立起来。

　　(二)服务体系作用发挥不到位。如在“下基层”活动和各地开展的其他一些联系服务群众的活动中，如何实现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有效地联系与服务基层党员群众，及时发现与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一些地方群众诉求渠道不畅通，群众的正常诉求得不到反映、解决，最终演变成持续不断的上访，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或恶性案件。

　　(三)服务保障能力不足。建设服务阵地、打造服务平台，是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基础。目前，全区仍有52.87%的村、社区党组织年度党建工作经费低于1万元。此外，农村党员队伍年龄普遍偏大，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后继乏人、知识老化、能力弱化的现象比较突出，村级组织“造血”功能弱、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等现状也制约着村级党组织服务能力的提升。

　　(四)服务标准及评价体系亟需完善。目前，受重视程度、工作基础、物质条件、党员队伍素质等因素制约，各地在探索建设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方面进展不够均衡，做法各不相同。如在部分市、县(区)，已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区域化、网格状的党组织服务体系，有的还很不完善。目前，由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准确定位、评价体系尚不统一，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开展服务工作缺乏统一标准和要求，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基本还停留在摸索阶段和层次。

　　三、对策建议

　　通过对我区目前建设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调研，我们认为，建设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要从认识上提高，从功能上强化，从机制上健全，从保障上增强，逐步形成县、乡(镇)、村三级联动，党组织、党员、群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让联系服务党员群众成为基层党组织的自觉行为。

　　(一)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服务意识。建设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首要任务是提高乡村干部的服务意识，明确自身功能定位，把握好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党的xx大提出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明确了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党的十八大和xx同志一系列讲话明确指出，要联系服务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这就决定了基层干部要将思想认识统一到“服务”这一核心要求上，牢固树立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党员的意识。一是服务大局。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始终把农村党建工作置于发展大局中来思考、来把握、来推动，努力实现基层党建工作与科学发展的高度对接、深度融合，把握发展规律，理清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使农村党组织真正成为科学发展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二是服务民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富民利民政策，为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创造条件，帮助群众解决上学、看病、就业、养老、住房等实际困难，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主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三是服务群众。牢牢牵住群众利益这个“牛鼻子”，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不断增强新形势下服务群众工作能力，使各项工作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四是服务党员。进一步健全完善关怀服务、素质提升、互助服务等制度机制，保障农村党员民主权力，使广大农村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关爱和温暖，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全面覆盖的服务组织体系是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的基本前提。要主动适应城乡协调发展新形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新要求，着眼于构建城乡统筹基层党建新格局，不断创新农村党的组织设置，密织农村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网络，构建全面覆盖的服务组织体系，做到党员全员参与、党组织全面覆盖;积极拓展城乡基层党组织的覆盖，根据农村村庄规模、产业布局、组织形式、党员流向等发展变化，在规模较大、党员较多的村建立党委或党总支，在自然村、村民小组、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把党的基层组织延伸到农村社会各个层面。

　　(三)要健全服务长效机制。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紧紧围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这个重点来深化。一是打造功能完善、管理规范、服务优质的一体化服务平台。要加强各级党员服务中心、农村民生服务中心等有形阵地建设，积极搭建民意表达诉求平台、便民服务平台、助民增收平台、惠民保障平台、安民稳民平台。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健全远程教育网、党建网、手机网等网络服务阵地，不断增强服务功能。二是拓展多样化、便民化的服务渠道。要完善一线工作法、一站式服务、一体化考核和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等有效做法，积极组建以党员为核心的网格服务团队，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活动。三是完善经常化、制度化的服务机制。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干部“下基层”及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定期接访制度，不断完善“搜集、分类、流转、反馈、督查”群众反映问题五步调处机制，做到思路在一线谋划、工作在一线推动、矛盾在一线调处、成果在一线体现。

　　(四)要提高服务保障能力。一要完善农村党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提供组织保障。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坚持书记抓、抓书记，全面推行“三级联述联评联考”制度，统筹抓好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组织领导、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工作。建立健全城乡基层党组织统筹设置机制、城乡一体的农村党员教育管理机制、城乡互帮互助机制，推动城市和机关优势资源向农村流动，努力使城乡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目标相协调、工作部署相适应、工作成效相促进。建立村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拓宽群众参与监督评价农村党组织服务业绩的渠道，努力形成组织评价机制，确保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着眼于增强党组织助推经济发展的功能，采取“产业+服务”、“支部+协会+基地”等方式，把党组织触角延伸到新型社区、产业链条、合作组织上，通过实现共同利益把农民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二要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为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提供人才保障。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农村党务工作者队伍，鼓励机关干部到农村挂职任职，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大学生村官党组织书记，探索在村级组织配备专职党务干部，充实工作力量。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渠道，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自荐公推民主选、跨村任职能人兼等方式，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选拔上来。抓好农村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形成梯次培养使用机制。加强教育培训，坚持严格管理，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加大考核激励力度，统筹解决农村党组织书记干事动力和创业环境问题，通过办理养老保险、逐步提高待遇、定期走访慰问、机关事业单位定向考录等方式，激励引导农村党组织书记热心服务群众。三要加大工作投入，为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提供物质保障。健全和完善农村党建工作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将党建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积极探索建立财政投入为主、社会各方支持、农村党组织自我补充的多元化基层经费保障机制，切实解决好农村党组织活动有经费、有场地的问题，确保村干部报酬待遇增长幅度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推动各类资源向农村倾斜、重心向农村下移，为农村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加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拓展村级阵地服务功能，保证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深入发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从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探索建立经济薄弱村财政专项扶持制度，“输血”与“造血”并重，努力实现富民强村。

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根据市委要求，近日，县委安排县委办公室、纪委、组织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我县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建设情况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本次调研共涉及12个乡镇，48个村，经过二个多月的集中调查，初步掌握了我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

　　一、我县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现状

　　＊＊县是一个拥有98万人口的农业大县，下辖16个乡镇，现有农民党员2万名，全县共有1909个基层党支部，其中农村支部1002个。近几年来，县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狠抓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先后开展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三年整顿、村级规范化建设和“三级联创”等活动。以党建促经济，使全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广大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为全县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但是，经过这次调研，我们发现：随着农村改革和发展向深层次的推进和新旧体制的转换，长期形成的一些矛盾近几年逐渐暴露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

　　（一）村干部岗位吸引力下降，优秀的“两委”班子难产生。经过这次调查我们发现，我县现有村干部4900人，且大多是年龄偏大和家中有拖累或没有什么特长的人，35岁以下的只占三分之一左右，36—50岁的占到60%以上，个别地方的村支部书记已达64岁，仍无合适人选接班，造成了农村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一方面，由于全县农村集体经济普遍薄弱，75％以上的村干部工资不能当年全部兑现，工资待遇低，外出打工比在家当干部挣钱多，致使农村里年轻有为的“能人”，经济意识强于政治意识，个人意识强于团队意识，外出打工闯天下意识强于留守本土务农意识。另一方面，村干部的“官位”不大，工作量却不轻。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要在农村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由于广大农民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参差不齐，在具体工作中村干部难免会吃亏受气，所以造成了“能人不愿当干部，当干部的没能人”的现如，即使有些人勉为其难当了村干部也不安心，如郑城镇上小峪村支部书记一年最多写过5次辞职书，有的甚至不辞而别长年外出打工经商，基本上是“矬子里面选将军，选来选去难称心”。据调查了解，因工作压力大或工资收入低而辞职不干或外出打工经商的村干部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还有的村是几名党员轮流坐庄当干部，“不是张三就是王五，谁当干部都不服”，甚至相互拆台，搞对立。由于党员干部难培养、难选拔，致使这些村里的工作比较被动，领导班子的核心作用发挥较差，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

　　（二）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高，不能有效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发挥应有的服务功能。一是思想政治素质不高。一方面表现在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缺乏开拓进取精神。面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束手无策，对党的基本路线贯彻不力，对广大党员教育、培训不力，对发展经济引导、服务不力，工作放不开手脚，迈不开步子。另一方面表现在畏难情绪严重，工作主动性差，不安心农村基层工作。面对当前农村工作出现的矛盾和困难，有的基层干部认为“回天无术”，思想上产生动摇；有的犹豫观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动不动就向党委政府施压，提出“撂挑子”。二是工作能力较弱。据调查了解，全县的农村干部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0%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不到三分之一。相当一部分农村干部或者因文化水平的问题，或者因工作繁重缠身，或者因忙于挣钱致富，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学点理论、学点适用技术知识的不多，能够学深学透，灵活运用于农村工作实际的就更少。致使思想观念陈旧，思路狭窄，缺乏创新，眼界不开阔，工作效率不高。表现之一是工作方法落后，工作抓不住重点。部分基层干部习惯于靠行政推动来开展工作，知识老化，经验老化，管理老化。我们这次在与村干部座谈时发现有的农村干部连产业化、WTO、集约经营这些现代知识的基本术语都不懂，在生产指导上，习惯当“传声筒”，“照葫芦画瓢”；表现之二是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弱。有的村干部无一技之长，发展经济的技术和能力还不如一般群众，根本就谈不上带领群众闹市场，为群众提供服务；有的虽有能力，但缺乏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思想，只顾自己，不管他人，对群众的困难不闻不问，只向群众要钱要粮。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为数不少的村支部书记认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计划生育、社会治安以及上级交办的工作，而没有把增加村集体收入、带领群众致富放在重要的位置。三是工作作风不过硬。有少数村干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有的办事不公、处事不当。特别在宅基地划分、计划生育指标安排、土地和集体工副业项目承包上，不能一碗水端平，搞优亲厚友。个别人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在用电用水、税费缴纳、土地承包和子女安排上，为自己捞取好处，对群众则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吃拿卡要，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有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伤害了群众感情。极少数干部为政不廉、腐化堕落，放松学习，个人私欲膨胀，如＊＊镇颛臾一村原村支书马付贤侵吞公款54500元，在群众中影响极坏，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三）乡村集体经济实力差，农村基层工作无钱办事的矛盾非常突出。由于自然条件制约和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相当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经济基础较差，财务亏损和负债问题严重。经过这次调查统计，我们发现80%以上的接受调查者对村集体经济收入不满意，原来有点集体积累的村由于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可支配的资金也在不断减少，只好寅吃卯粮，甚至靠举债维持运转，由于不能安期偿还债务，又造成了村的信用下降。集体经济日益薄弱甚至债台高筑，使农村党支部兴办各项公益事业举步维艰，村级各项开支无法正常支出，更谈不上为农民致富奔小康提供资金物质上的帮助。主要表现为：一是亏损面大。据县有关部门统计，全县入不敷出的村占76%。二是亏损额大。全县村级负债总额为3000多万元，每个村平均负债在4万元左右，有的村负债额甚至超过100多万元。三是收入来源少，收入结构单一。全县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平均每年不足2万元，如＊＊镇的石盆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只有1000元，村干部的工资都不能兑现，村里的各项公益事业更无从谈起。多数村的集体收入仅限于土地出让金及林场、荒山的承包费，有工业项目的村很少。虽然有些农村基层组织前几年通过内引外联上了一些项目，办了一些企业，村集体经济有了一定的起步和发展，但由于受市场、人才、资金、信息及自然条件的制约，这些村办企业办的红火的不多，办垮了的不少。由于党支部缺乏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必要的物质条件，修路、架桥等公益事业无力去办，村级各项开支无法正常支出，什么事也办不成，群众长期不能得到实惠，对干部缺乏信任感，认为村支部的话不能听，从而导致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效果。

　　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建议和对策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需要明确责任、创新思路、落实措施，必须长抓不懈，积极探索，建立健全符合我县实际的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长效机制。

　　（一）必须紧紧围绕选好人、用好人，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这个主题。实践证明，只有把基层班子建设好了，农村干部的战斗力才能增强，农村各项工作才能有效推动。一是要从源头上把好选人用人关，积极探索改革农村干部选任机制。结合这次村两委换届工作，拓宽用人视野，积极引导党员群众，将那些年富力强、有知识、有文化的高素质人才选拔到农村两委班子中去。把回乡知识青年、复员退伍军人、镇村企业管理骨干和在市场经济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特别是生产能手、致富能手、科技能手、管理能手，以及公推公选落选人员中素质较好的作为后备人才，培养“潜力型”干部。积极选派大中专毕业生、部队转业军人或头脑灵活、市场经济意识强的乡镇机关干部到村任职，指导帮助农村干部在解放思想、寻找发展思路、规范村务工作等各方面增强工作能力，提高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本着“适合，发展，既不求全责备，也不委曲求全”的原则，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配好配强村级班子。二是要抓好基层干部培训。要重点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任务，改进培训方法，丰富培训内容，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参观考察相结合、请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地培训相结合，根据不同乡镇、不同村的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分期分批轮训，通过上大课、观看录像、基地实践、电化教学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提高学习效果，让党员干部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要制订好村干部培训计划，采取换届后集中培训与平时培训相结合的办法，分期分批进行。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强化培训内容，使村干部听得进、坐得住、用得上。同时要创新培训方式，充分利用县镇党校阵地和党员电教等手段，采取多种培训形式。努力改变存在于基层干部内心深处的亘古未变的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切实提高他们的自身致富能力和服务群众的本领。

　　（二）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解决好农村工作“无钱办事”的问题。集体经济能否发展壮大，是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的一个大问题。农村一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农村干部队伍的稳定，从根本上有赖于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各级党委要积极引导农村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发展村集体经济上来。一是确立正确的经济发展路子。要立足乡情、村情，坚持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的原则，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经济发展路子。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以当地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结合“百村帮扶工程”、“百万农户致富工程”，积极争取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与扶助，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实施规模效应。二是要制定优惠政策，县乡（镇）和金融部门要在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向贫困村实行倾斜。为他们办企业、上项目、兴修水利、开发优高农业，积极提供切实有效的扶持和援助。同时要把“输血”与构建“造血机制”相结合，教育党员干部苦干实干，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三是要充分利用好现有集体资源，如水利设施、山林、矿产等，实行市场化运作，多途径增加集体收入。

　　（三）建立和完善农村干部任期目标考核机制，进一步调动农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一是建立农村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要根据中央提出的“五个好”村党支部的总体目标，认真研究制定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立足实际，因村制宜，量力而行，合理确定各村每年组织实施的具体目标和落实措施。将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目标，进行细化、量化和分解，由党委和支部签订目标责任状。二是建立健全农村干部岗位目标责任制。根据支部工作目标，合理细化分工，分解到人，从支部书记到村两委成员，都要明确各自的岗位责任和工作目标，使两委成员在工作中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人人头上有任务，个个肩上有压力。三是健全完善农村干部责权利相统一的考核机制。根据各支部和两委成员的年度工作目标、岗位责任目标完成情况，乡镇党委要建立严格合理的考核机制，并合理运用考核结果，做到奖惩分明，责权利统一，适当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保持农村干部的相对稳定。

　　（四）健全和完善党支部村委会的工作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农村干部的工作。应本着“加强党的领导、依法建制、民主有序、便于操作、分类指导”的原则，制定和完善村务管理规则，进一步规范农村干部的工作。村务管理规则要突出建立四大机制：一是建立协调机制，理顺村务各项关系。要明确村务管理的主体、村务管理的权限、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二是建立决策机制，促进村务科学决策。进一步完善农村村务决策的程序，突出村民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和“三支队伍”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使村级决策程序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三是建立管理机制，促进村务按章办理。进一步规范村集体经济管理、村财务管理，明确管理权限，管理职责，作到民主公开，使村务管理由“暗箱操作”转变为“透明运作”，从“无序”管理到“按规”办事。四是建立监督机制，保证村务有序运行。进一步落实好村务民主监督机制，实行村干部任期承诺和践诺制，让村干部接受党员、村民的监督和评价，落实好对村干部的违规责任追究制度。把村干部置身于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下，促使他们按章办事，廉洁奉公，从源头上防止村干部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现如的发生。

　　（五）大力推进基层组织工作机制创新，进一步激发农村党组织的执政活力。要切实解决农村党组织“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问题，建立与新形势相适的工作机制。首先要建立起富有活力的村级工作机制。鼓励村“两委”干部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干，镇党委要充分保护和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着力于放权村“两委”，努力解决对村级“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问题，做到责权利相结合，强化村“两委”的职能；要着力于减负村“两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为村干部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其次是建立科学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高度重视建立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议事规则，实行决策论证制和责任制，用制度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尽量避免和减少失误，同时建立群众对决策实施监督的机制，让群众依法行使自治权利。再次是建立村“两委”分工负责制、“两委”联席会议，民主评议“两委”干部等制度，明确村党支部对村委会实行政治领导、工作指导、思想引导的职能，做到坚持领导不包办、把握方向不旁观、保障自治不违法、支持工作不拆台，村委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依法行使职权，工作到位而不越位，形成“两委”协调一致，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

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调研报告

　　网友珊瑚推荐来王小东授权神州思想文化网发布的文章，作者介绍说：“在潘岳先生的大力策划与支持下，在有关部门的热情协助下，我、杨鹏、欧艳国，于XX年6月去南平进行了调研。以下是这次调研的报告，于XX年7月完成，过去没有发表过。潘岳先生关于南平的讲话，必须与他的官员身份一致;我的这个调研报告，则完全是一个布衣研究者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为我自己的看法负全部责任，但我与潘岳先生关于这些看法多次交流过意见，所以，可以作为潘岳先生讲话的一个参考资料看。另外，这篇报告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支持与协助外，杨鹏和欧艳国都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特别是报告的第四部分，主要出自杨鹏的手笔。XX年1月11日”

　　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这个基础的动摇，势必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基于对于这一问题的关心，我们最近赴福建闽北山区的南平市，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出发，对该市大规模下派村支书一事进行了为期20天的专题调研。在20天的时间内，调查组先后走访了6个县(市)，23个村，与市、县、乡镇、村干部和村民近200人进行了交流座谈，带回了20多万的资料和调查笔记。在此次调研中，我们的调研组观察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可以说是从局部调研观察到的，但也很可能具有普遍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权管理机制在村一级出现了断层

　　改革开放以来，随著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随著毛泽东时代原有的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出，随著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我们原来的从上到下可以一杆子插到底的政权管理机制，到了村这一级出现了断层，也就是说，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我们的政权管理机制，乃至经济生活，从上到下，到乡镇一级形成一个循环体，而村级以下的广大农民自己形成一个循环体，这两个循环体基本不衔接，形成了断层。

　　形成这一断层的最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1)农村经济基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其根本原因。可以说，“断层”是农村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必然结果。计划经济之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到户之后，广大农民市场经济化的程度是最高的，上级政权对于农民的生产活动所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小，农民在经济生活上对于上级政权的依赖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生活上说，农民的循环体与乡镇以上政权循环体的衔接之处越来越少，甚至与村党支部的关系都越来越少。过去，管理村里的资产和组织生产和分配，是村党支部的主要职能和权力来源，而随著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逐渐有了自己的经济支配权，多数村党支部，乃至乡、镇政府，已找不到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和空间，不知道还能帮助村民干些什么;而村民们看他们则往往是“吃冤枉”(即贪污腐败)的一小撮。

　　关于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给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在后面还有更为详细的叙述。

　　(2)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溃散是其重要原因。我们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革命时代高度热烈的意识形态的消退也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由于我们没有及早认识到这一发展过程，所以就没能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延缓和制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溃散。

　　在我们的调查组先后走访的6个县(市)，23个村中，只有两个村党员的平均年龄低于50岁，其余的都超过50岁，甚至接近60岁;南平市委组织部提供的南平市624个下派村党员平均年龄也接近50岁。许多村子，除了复退军人带回几个党员之外，多年没有自己发展过党员，因为党员干部把入党看成获得特权的机会，所以他们要极力垄断这种特权，不肯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党员乃至村支书的年纪老、文化程度低、素质差、致富靠腐败，即使是在农村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他们也很难称得上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更谈不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

　　值得指出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溃散不是南平市独有的现象，如山西省，农村党员、干部队伍也存在著严重的老化现象。山西全省的农村党员、干部中，50岁以上的党员占到党员总数的55.7%，大多数村的党支部书记年龄在55岁以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了74.5%。

　　利用组织手段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也许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比如说，由组织部门发个文件，把党员、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来抓。但党员、干部队伍在自然状态下的溃散绝不仅仅是作为现象表现出来的老化和文化程度低，党组织的缺乏战斗力乃至溃散绝不是可以由组织部门的一纸命令解决的。

　　(3)其他势力，包括宗教、家族等民间非政府力量，乃至与腐败官员结合的黑社会势力已经形成，它们对于农村社会的影响逐步壮大。

　　从上述三个形成“断层”的最主要原因看，第一个原因将随著市场经济的存在而长期存在，农民自发、自组织的循环体相对独立于乡镇以上政权循环体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结果，我们已经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什么都一竿子插到底了，在新的经济基础条件下，我们必须以新的方法处理农村的基层政权问题。第二个原因，则是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这就是抓好农村的党建工作，把真正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人吸收到党组织里来。至于第三个原因，除了与腐败官员结合的黑社会势力必须予以坚决打击之外，我们的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学会与宗教、家族等民间非政府力量和睦相处，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引导和驾驭。

　　二.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给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

　　前面所说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基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除了意味著农村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农村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这些巨大的成就之外，还有著一些关系到政权巩固的其他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些表现主要有：村，乃至乡、镇财政基本上破产;大量农民抛弃土地流入城市，土地迅速向大户手中集中;党在处理与大户的关系时面临十分微妙的局面。

　　(1)村，乡、镇财政基本上破产。我们的调查组走过的乡村，几乎无一例外是这个情况。村负债基本在几十万元，乡、镇负债则在几百万元(李川：1998年的统计，南平乡一级平均负债399万，村级平均负债39万)。南平市624个下派村村集体负债在2亿元左右，相当于这些村三年的村集体收入。这些债务主要是欠农村信用社的，也有欠干部、农民或其他人的。

　　要解决村，乡、镇财政的困境，靠从农民手上收取更多的费用是不现实的，只能从村集体经济汲取，而村集体经济正面临著最后一次瓜分。这次最后的瓜分可以带来较大的一次性收入(反映在南平市624个下派村集体资产情况调查表上的数是XX年这624个村的村集体收入比正常年景的6500万元左右突然多了1500万元左右)，但此后怎么办?几乎是无法可想。

　　村集体经济必须分户经营。因为村集体经济控制在少数素质不高的村干部手中，造成经营无方、贪污腐败横行，成为党群、干群矛盾的焦点，是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原因。农民们希望尽快把村集体资产分户经营或拍卖后分钱。村集体经济的分户经营势在必行，但分掉之后，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首先，村提留和乡统筹实际上很难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取，过去主要是依靠村集体经济垫付，或者靠粮站扣缴。现在村集体经济没有了，粮食购销办法也改变了，村提留和乡统筹就没有办法收取了。当我们的调查组问到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办时，基层干部们都说：没什么办法，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税费改革，即我们不再承担收取村提留和乡统筹的任务，改由穿制服的国家税务部门人员收税，然后返还给我们一部分，作为村，乡、镇财政的开支。这是基层干部的希望，但从国家的角度看，村，乡、镇基层政权收取这些费用尚且如此困难，由国家来直接面对千千万万的农户收税，恐怕成本会更高。

　　其次，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威进一步降低，农村公益事业的开支现在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征得大多数农民的同意才有可能进行。

　　再次，村，乡、镇负债的偿还恐怕更无著落。这就又引出了一个农村信用社的问题：农村信用社吸收的存款来自于农户，如果农户要求提款，信用社如何偿还?这会不会成为新的群体性事件的缘由?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组所调查的福建省南平市，应该是全国农村中情况较好的。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压力不大，有大

　　量的集体山林可以用来搞“集体林改革”，即分户经营，使村财政得到最后的一次性较大收入。其他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恐怕连这个条件都没有。

　　(2)大量农民抛弃土地流入城市，土地迅速向大户手中集中。在目前中国农村，一般农户的小规模土地经营几乎无利可图。所以，农民们将土地流转出去，青壮年、有一点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谋生，农村只留下“389961部队”(即妇女、老人和儿童)。土地的大规模流转的必然结果是土地向大户手中迅速集中。在我们的调查组走访的一些村庄，村中几家大户经营的土地规模一般是每户几百亩。

　　有些农村问题的专家反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认为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但我们认为，如果农户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无利可图，那么，土地也起不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想依靠行政命令乃至法律手段来制止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不现实的，农民们也不认为不让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在帮助他们、保障他们，而认为这是在限制他们、妨碍他们;况且，土地的大规模经营确实带来了更高的效率。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谓“先富带后富”仅仅一种理想而已：市场经济的逻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先富只有在带后富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带后富，这个前提却并不是总能够成立的，如果先富带后富对自己不利，先富当然就不会去带什么后富。在这里，任何道德说教，树榜样之类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般农民抛弃土地，土地向大户手中集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农村人口，特别是有活力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这本是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现代化，但这个趋势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农村的矛盾，将来有可能并不是直接在农村——留在农村的人们本来就没有指望务农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生活保障，而是在城市爆发出来，由流入城市的一、两亿农民爆发出来——如果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发生困难，他们的家乡农村并没有能够保障他们生存的生计在等著他们;而农村则由于前面所说的政权管理机制的“断层”，起著非体制力量的蓄水池、庇护所的作用。

　　(3)党在处理与大户的关系时面临十分微妙的局面。我们的调查组在与市、县、乡镇、村的干部们谈话时，感到这些党的基层干部对于大户有一种微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我们访谈的几乎所有干部，坦率地说，都认为党建工作的基本点就在于团结大户、依靠大户。一位县委组织部长总结的三句话非常鲜明：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人，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党员，把致富党员培养成干部。其他人没有作如此鲜明的总结，但基本都是同一个意思。另一方面，有些党的干部，特别是比较上层的党的干部，又感到大户对于党的基层组织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按他们的话说：“农村的政治力量的演变也是经济利益的演变。在农村肯定不是赤贫的人在起作用，而是有经济利益在支撑的一股力量，在左右著基层的群众。”也就是说，真正有较大能量的非党异己力量，并非是赤贫的人，而是有经济实力的大户，他们才有左右和组织基层群众的力量。

　　作为党的基层干部，现在在农村做工作，不得不依靠大户，不得不把大户团结进来，以免他们发展成为更大的异己力量，这是党的利益所在。同时，依赖大户还可能有利于自己个人，这是他们的现实选择。然而，这样做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毕竟不是依靠大户，而是依靠工农基本群众，而现在在现实的党建工作中却变成了依靠大户，这一组织路线的转变在党内外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紧张。同时，这也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我们党与广大中下等收入的群众，与弱势群体进一步疏离。更何况，基层党组织与大户的这种紧密结合，很难避免“官员傍大款”、官商勾结等种种弊端，这就有可能使党群、干群关系产生更多的矛盾。

　　其次，目前农村头等大户的利益往往远远超过了本地范围，基层党组织想依靠他们，但他们却不用依靠基层党组织，你想团结他们还团结不了。他们现在对基层党组织、对本地政务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一旦如果他们的利益需要他们回过头来关心本地的政务，他们左右基层群众的能力往往比基层党组织还强。农村的二等大户还是需要基层党组织的支持的，所以，他们往往积极参与村务，与基层党组织关系密切;但如果基层党组织不能进一步给他们利益，或者他们的利益与基层党组织或基层党组织支持的其他大户发生矛盾时，情况又会如何呢?大户的日渐增长的经济实力早晚会转化为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以在政治上确保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基层党组织的干部一方面在工作中依赖大户，一方面对他们又有一种矛盾心理。这种微妙的矛盾心理反映了基层党组织与大户的关系的微妙现实。

　　综上所述，中国的农村矛盾很可能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自身爆发出来，而在农村地区非体制力量很可能并非围绕著赤贫人群，而是围绕著更有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的大户形成。我们在考虑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问题时，不能对于这两个可能性产生盲点。

　　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我们认为，在新的经济基础，即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条件下，由村民们民主直选村民委员会，首先在农村推行民主政治，势在必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我们党确实是一个高瞻远瞩，一心为公，真诚地推进人民当家作主的先进政治集团。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农村的实施，已经在不声不响之中给农村、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我们的调查组在此次调查中极为认真地了解和研究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之后，农村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农民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那些声称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是假的，是由上级政府操控的傀儡戏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特别是在XX年的选举中，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选举是公正的(但村民们反映，XX年以前的选举往往是做样子，往往是由内定的候选人自己去找人“陪选”)，村民们真正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我们现在也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那些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过早，农民素质过低，自身并不想要民主权利，或者他们要了民主权利之后不会使用，或者会滥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现在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基层组织今后在农村开展工作必须适应新的形势，采用新的工作方法，这就是改变过去主要靠行政命令的做法，不仅要适应民主政治的规则并且应成为运用这些规则的高手，在法治的框架下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意志。

　　我们的调查组对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之后农村情况的总结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农民十分珍视他们现在获得的选举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委员的民主权利。我们的调查组在调查中反复问村民和村干部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村委会主任是选举好还是任命好?除了极为个别的一两个例子，几乎所有的村民和村干部都断然回答：选举好。即使是那些认为选举仍存在一些问题，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村委会并不理想的村民，也都断然回答，无论如何，选举都比任命好。

　　我们这次调查的主题是下派村支书的成绩。在我们问选举好还是任命好时，这些下派村支书都是在场的，而且那些请来的村民都是盛赞他们的，即使如此，当我们问道，既然上级下派的村支书很好，为什么不能由上级任命或下派村委会主任时，村民们还是委婉地表示：下派的干部不了解村里的具体情况，村委会主任还是选举的好。村民们往往很明确地回答：村支书下派好，下派的村支书比原来本村的村支书好，但村委会主任还是要选举。

　　我们认为，村民们如此一致的回答选举好说明了两点：首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给了他们切切实实的民主权利，他们感到了有选举和没有选举是不一样的;其次，他们珍视这种权利。

　　在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村民们参加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的竞选十分踊跃。尽管那些当选的人有时也埋怨现在村务公开了，当村干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都认为，想参加竞选的人有的是，民选村干部绝不缺乏后备军。

　　(2)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对于村民们民主直选村民委员会啧有烦言，但一致认为这一民主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取消村民委员会直选，情况会更糟。我们的调查组就《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与市、县、乡各级官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一般来说，各级地

　　方党政官员们对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有一些看法，认为“超前了”，“农民自私”，“农民们民主权利的意识高涨却缺乏责任意识”。特别是乡镇一级的干部，他们抱怨说，对上，还是老规则，上面的命令一级一级压下来，对下，却有了基层民主，他们不能再把命令往下压，所以他们现在是受夹板气。然而，当我们问，退回去或者暂缓村民委员会直选行不行，各级党政官员们却无一例外地回答：绝对不行。他们认为，第一，农民们已经享受到的民主权利绝不能再收回来，因为农民们不会同意;第二，即使收得回来，农村的情况会更乱，更没有办法管理。

　　我们认为，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的农村的民主进程不可逆转的这种感受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现实。尤其是他们并不喜欢这一进程却仍旧得出了这一进程不可逆转的结论，这就更说明问题了。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对于农村状况的描述已经说明了再用老办法来管理广大的农村地区，管理千千万万如此分散的农户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我们手里还有经济资源来直接控制千千万万分散的农户吗?革命时代已过，我们的党现在是执政党了，我们再要像革命时代那样动员我们最基层的党组织，动员我们的农民党员，叫他们为了革命事业而无私奉献，这现实吗?村级财政已经破产了，要搞公益事业，除非国家掏钱，没有全体村民的民主决策，钱从哪里来?不搞村民自治，由国家官吏来治理如此广大的农村地区，治理千千万万如此分散的农户，处理无数琐碎的事务、纠纷，国家要付出多高的成本?我们有必要把农村所有的矛盾，包括那些极为琐碎的，都集中到国家头上，由国家为之承担责任吗?

　　村民民主自治，是新时期治理农村的唯一选择。我们的调查组所走过的福建地区，是搞得比较好的。而那些搞得不那么好的地方则按一些学者的话说，是既没有民主，也没有不民主，是真正的失控。这一现实，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认识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即使再不喜欢村民委员会直选，也并不同意从直选退回去，甚至不同意暂缓《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

　　(3)农民们并不滥用他们的民主权利，他们“有数”，懂得怎样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前面已经说过，各级地方党政官员对于村民的权利责任意识仍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但同时他们也相当一致的反映，农民心里“有数”。这具体表现在农民尊重和服从国家对于他们的一些根本性要求。至少在我们的调查组所走过的地区，农民不愿意交村提留和乡统筹，他们认为这些钱都会被贪官污吏糟践掉，但对于交公粮和计划生育都没有什么抗拒，基本上消除了我们对于村民民主自治是否会影响到国家对于农民的一些根本性要求，尤其是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的担忧。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们也反映，除了一些个别的情况，大多数被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对于党的领导表现出合作的态度。

　　有几种对于农民是否能够行使好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怀疑。其中之一是贿选。然而，贿选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保证秘密划票，贿选就会成为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不会有多少人去搞。另外一个是宗族势力操纵选举。这样的事例肯定是有的，如竞选中有“不为例，只为家族争口气”之类的口号，但这类事例往往被夸大了。我们的调查组所看到的情况是宗族势力操纵选举的现象并不明显，小姓当选的比例很高。据村干部和村民介绍，村民们往往故意选那些没有宗族势力作背景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不太敢搞以权谋私。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村民们对于自己的利益有著较为清醒的认识，同一宗族这个因素并不能盖过利益的因素。村民们很清楚，他们要选的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人，至于同姓不同姓没有太大的重要性。实际情况是，在那些不能真正实现公正的民主选举的地方，不健康势力才有膨胀的趋势。不健康势力既是不能真正实现公正的民主选举的因，也是果。

　　从选举结果看，党委组织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承认，村民们选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委员一般说来比村党支书和村党支部成员的受教育程度高、年纪轻、能力强。

　　(4)各级地方党政官员，特别是面对农村现实的第一线官员，逐步适应了民主政治的规则，并且正在成为运用这些规则的高手，完全能够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在法治的框架下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意志。在我们的调查组走过的地区，处理与村民自治有关的事务的机构一般是党委的组织部门。我们的印象是，负责处理这方面事务的干部的素质、政策水平高于其他部门的干部。他们已经学会了不是依靠简单的命令，而是在民主与法制的框架下，依靠党、团、妇联等组织，发动和组织群众，搞竞选、启动罢免程序等，把自己的人选选上去，把那些拒不与党组织合作，闹事的刺头选下去。

　　几十年来，我们的党一直处于不受挑战的执政地位，这样一个地位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我们党的干部长期得不到政治斗争的的锻炼，意志消沉了，脱离群众了，能力退化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恰恰在农村地区看到了经受住锻炼的基层党政干部。他们不得不面对基层民主政治的考验，不得不以比过去高得多的政策水平、发动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在民主与法制的框架下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意志。包括那些对于农村基层民主啧有烦言的干部们也表示：党组织毕竟是强大的，他们有充分的信心在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下贯彻好党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意志，最多是比过去直接下命令麻烦一些。

　　那就还是让我们党的干部麻烦一些吧，让他们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中先锻炼一下。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党将来会迫切需要一批具有较强的运用民主政治规则的能力的干部。农村基层民主恰恰能够为我党培养这样一批干部，迫使党的干部在政治竞争中振作起来，学会如何密切联系群众，提高自己的战斗能力，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起到其他任何办法都起不到的健全党的肌体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党不能迁就一些党员干部对于农村基层民主的懒惰、畏难情绪，而要有意识地把他们推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中去锻炼，学会在民主政治中游泳。

　　通过在农村地区的调查，我们认为，我们的党不必害怕民主政治，我们的党完全有能力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贯彻自己的方针政策，实现自己的意志。农村地区的民主实践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5)党组织对于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起到了监督和制衡的作用。民主选举只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部分。除了民主选举，还有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还有权力的制衡。民主选举并不能保证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不以权谋私，对于被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的监督和制衡必须是日常的。在当今农村的现实情况下，谁有力量对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进行日常的监督和制衡呢?只有村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我们看到的是，基层党组织正是这样做的。基层党组织是村务公开、村民民主理财等规章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村民实施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主要组织者。

　　应该说，基层党组织自发地在农村基层民主进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帮助村民推进和完善基层民主，协助他们实现有效的自治。我们认为，党应该把基层党组织自发找到的这个定位明确下来，要求党的基层干部在推进和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协助村民实现有效的自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防止基层党政干部为了自己工作方便，甚至为了以权谋私方便而以种种借口破坏农村基层民主——这样做有可能符合某些干部的个人利益，却绝不符合党的整体利益。

　　(6)村民民主自治是在农村地区建立秩序的唯一选择，在农村已经不存在其它健康的自组织资源。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要想在农村地区恢复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一竿子插到底的治理形式，由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现实的巨大变化已经是不可能了，农村地区的村民自治势在必行。那么，除了民主选举之外，中国农村还有没有可能实行其他形式的自治呢?一些学者认为村民选举是“自上而下的民主赐予”，因而靠不住，他们认为：“中国农村的自治，需要利用传统的自组织资源”。我们认为，除了民主选举之外，中国的农村已经不存在其他健康的“自组织资源”。

　　我们的调查组所走过的闽北山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历史条件，应该是传统资源保留得比较多的地区。即使在这样一个地区，1949年的革命，1XX年来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和农民的面貌。由于城市对于农村的人才资源的汲取，农村已经不再可能出现一个传统的乡绅阶层这个“传统的自组织资源”的核心要素。在我们的调查组走过的6个县(市)，23个村，我们的调查组只碰上了一个家在农村的大专毕业生，就是这个唯一的大专毕业生

　　，主要也是在外跑生意。农村的子弟，只要是考上了学(哪怕只是中专)，当上了干部，经上了较大的商，就绝不会再回到乡村居住。他们即使暂时回到乡村，也只是为了获取某种资源，而绝不会像过去的乡绅那样，真正把乡村当成自己的家去悉心建设。

　　在我们的调查组走过的地区，唯一还保留著些少传统文化的影子的，是顺昌县的谟武村。这个村子是宋朝理学大师程颐的高足杨时和游酢的子孙的聚居地。这个村子自1980年代发起评选“四榜”，即“成材榜”、“功德榜”、“好样榜”和“能人榜”，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然而，南平市在其他乡村推行谟武的“四榜”评选则全然没有任何效果，所有的其他村庄缺乏谟武的传统文化积淀，硬搞“四榜”评选，则只能是流于形式，没有任何人理睬，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是在谟武，“四榜”评选虽然在村中一些文化老人的主持下搞得有声有色，但仅仅是这点传统文化资源就可以起到“传统的自组织资源”的作用吗?回答是否定的。

　　中国的农民也不再像传统的农民那样，对于长辈，对于权威，对于官员还有什么敬畏了。在我们的调查组访谈的时候，农民驳斥官员的情况比比皆是。总而言之，经过了这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几度沧桑巨变，中国农民头脑中残留的传统也已经很少了。

　　断言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没有什么变化，指望回到中国的传统道路上去，依赖“传统的自组织资源”实现中国农村的自治的学者们缺乏对于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最起码的了解，缺乏对于现代中国最起码的了解。在当今中国农村，抛开了民主选举，确实还有一些“自组织资源”，那就是不健康的宗族势力和黑社会，而绝非一些学者理想中的具有儒家传统的宗族和乡绅。即使是在中国农村地区，儒家传统资源是指望不上的，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于什么动机，都指望不上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儒家”学者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四.南平市下派村支书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经验值得推广

　　XX年6月，福建南平市委、市政府针对村党支部软弱涣散、党群干群关系紧张、村民集体上访次数和人数急剧上升(从624个村的统计看，从1997年的村民上访人数1956人增加到1999年的4456人)的情况，做出了大规模下派村支书的决定。他们从市、县、乡三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选派624名优秀后备干部到行政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刚开始，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不过就是新一轮的下派工作队，起不到多少作用。但随著此项工作深入持久地坚持了下去，效果却慢慢显现了出来。在下派村支书的村，村支部能力明显改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迅速强化，村级民主自治的各项法律和规章得以建全，下派村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开始被打破，党群干群关系得到了迅速缓解(下派村支书的624个村，10人以上集体上访人次从1999年的95次减为XX年的44次，集体上访人数由1999年的4456人减为XX年的972人)。我们的调查组发现，南平市下派村支书的做法与过去下派工作组有许多不同之处，正是这些不同之处使他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南平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认为，过去的村党支部之所以工作涣散，引发的党群矛盾大，主要是因为村支书是本村人，有自己的农活要干，不愿分心管理党务村务，他们的利益在村里，与民争利的事难以避免，村支书的整体素质不高，村民不服。下派村支书则有助于克服这些问题。下派时间一定三年，下派村支书成了村里唯一专职的村务和党务人员;村支书带薪下派，不增加村里的负担;下派村支书不是本村人，不参与村里的家族和派系争斗，不在村里与民争利，能超越村里的家族和自然村间的利益矛盾，更公平地处理利益纠纷;他们的都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见过世面，更懂法律，文化知识素质远远高过当地村支书;他们的关系多见识广，更能从上级政府经济和科技部门为村里争取到项目和资金。南平市委、市政府为鼓励村支书放心工作，还为村支书下派配套了其它政策条件：下派村支书在原单位的职位保留，有成绩的优先提拔使用;除原单位工资外，还发一笔补贴;原单位有责任对下派村支书的村提供项目和资金的扶持，实现全市资源重心下移的目标;向下派村支书的村派出225名科技特派员，支持下派村支书的工作，帮助村里提高种养技术水平，调整经济结构;向下派村支书较集中的乡镇派出流通助理和金融助理，协调下派村支书村里的农产品流通和农村小额贷款事宜等。

　　经过二年多的实践，下派村支书在下派单位、科技特派员、流通助理、金融助理的统一帮助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从经济上看，由于他们普遍给村民带来了经济实惠(道路、学校、自来水、有线电视、引进种养新品种、技术培训等)，取得了村民的信任;从政治上看，下派村支书成了村民与村民委员会矛盾的调解人和村民委员会的监督者，他们完善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监督的规章制度，动员广大村民对村民委员会进行约束和监督，使《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民主权利真正落在了实处，党支部成了民主的守护人，推进了村级民主政治建设。从道义上看，他们在村里没有利益纠纷，不与民争利，给村民带来实惠，公正地处理村里的矛盾，取得了道义的形象。他们动员群众，取消了村里一些的封建落后的迷信陋习，将先进的文化生活方式带入了农村，取得了村民的支持。调查中有的村民说：“共产党三次好，第一次是土改，第二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是三个代表。下派村支书带来了三个代表。”从素质上看，下派支书都受过中专以上教育，而且他们下派后，心无芥蒂，积极发展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年轻能人入党，强化了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从下派村支书的624个村看，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党员人员数从1999年的2246人迅速增加到XX年的3092人，提高了党员的整体素质。

　　我们的调查组发现，虽然取得了以上这些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南平市下派村支书的工作也有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下派村支书素质参差不齐，下派单位对下派村支书的支持力度不完全相同，下派的科技特派员对下派村支书的配合好坏不一，市里各有关经济科技部门没有形成对下派村支书进行支持的统一布署，市里对下派村支书的管理和奖罚规定不够明确细致等。如果能将配套政策进一步明确化制度化，将其纳入地方党建制度之中来，将其纳入地方政府的常规工作日程中来，将下派村支书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制度，这对我党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将具有深远意义。

　　从下派村支书的工作成绩看，面对以市场化和村级民主发展以特征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如前所述，党的村级基层组织仍然有自己广阔的活动空间：在包产到户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它是村级公益事业的组织协调者;在村民自治的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中，它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监护者，是村务公开和依法治村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从道义上看，它不与民争利，能公道地协调处理村里的利益矛盾，代表著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从党员队伍建设上看，它将更高素质的党员输入了农村，它积极主动地培养年轻能干的后备力量，将农村最有活力的人群纳入党的队伍之中。同时，下派村支书也是一个培养我党农村后备干部的重要环节，它使下派干部受到了农村工作的历练，学会了与群众打交道，学会了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这对我党的农村管理也具有重要意义。

　　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党的基层组织是我党政权的重要基础，这个基础的软弱瘫痪严重影响著党和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改变过去那种村支书本村化的作法，将村支书下派制度化，将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党员下派任村支书，同时，为下派村支书营造强有力的制度和政策的管理支持环境，是一项十分具有意义的战略举措。由于我党村级党员普遍受教育水平低下，在短时间内难以从矮子里面拔出将军，短期的党校培训也同样难以训练出合适的人才，因此，要强化村党支部，就要将人才从上面注入基层村党支部中，以外来的人才带动本村的党员发展。将党和政府支持农村的各种优惠政策和资源，集中通过下派村支书这个管道输向农村，实实在在提高村支部的服务能力和政治地位，以此强化党在农村的威信。从下派人才资源来看，虽然经过了多轮机构改革，但我们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冗员仍不少，与其让他们坐办公室看报纸还领工资，不如让他们领著原单位的工资到农村去锻炼，去不断充实村党支部。如条件成熟的话，还可以逐渐将当过村支书的履历作为今后年轻干部提拔的一个先决条件。

　　基于以上思考，建议将下派村支书提升为我党当前强化村支部基层组织建设的重

　　大战略举措，以省、市党委为组织主体，从省、市、县选拔年轻党员，配套有力的干部提拔使用机制和各部门全力支持的经济科技政策，严明奖罚，向国内落后地区的软弱涣散、瘫痪状态的后进村、问题村、矛盾村全面下派村支书(几年前全国曾向约20万个村下派工作组，我感到范围还应进一步扩大)，将集中在城市里的资金和技术要素下移一部分，通过村支书输送到农村，提高党对农村经济的服务能力;协助村民推进民主自治，保证民主选举的公正，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对村级民主的有关法律和规定，保证党对村民自治民主进程的领导;以依法治村和公正断事来提升党在农村的道义力量，将农村年轻有文化有能力的人群吸纳进我党的队伍之中来，使“三个代表”真正全面落实在村党支部基层组织的工作之中。

农村基层团组织建设调研报告

　　为进一步掌握农村团建工作的实际情况，找准存在问题，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加强农村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我们采取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就农村共青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对搞好农村共青团工作的意见、建议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面向农村团干部，共发出问卷97份，收回79份，回收率为81.4%，调查覆盖率占全区农村团书记的56%，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现梳理归纳形成调查报告。

　　一、农村共青团工作的现状

　　1、基层组织情况。目前，全区共有11个镇(街道)团委，174个村(居)，174个村(居)团支部。从调查的情况看，各村(居)团支部组织设置健全，都明确了领导专门分管团工作，并结合村(居)换届的契机，对团组织进行换届，选好配齐团支部带头人，调整充实团支部骨干力量。大部分村(居)能按照上级团委的要求，认真配合完成各项中心工作。同时我们也看到，农村团组织存在弱化、战斗力不强的现象。不少村(居)反映，目前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共青团组织的职能正逐步萎缩。个别地方团组织形同虚设，仅仅停留在组织机构的设置形式上，实际工作难以开展，这种情况在经济较为落后的村居表现尤为突出。

　　2、团干队伍情况。农村团干整体素质与以往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调查的团干中，年龄20-35岁的占了81%，党员的占86%，高中和同等学历以上的占86%。其中兼职团干约占一半的比例，进入村(居)班子的占42%。大多数农村团干对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共青团组织的职能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但对如何在新形势下开拓团工作普遍存在着压力。同时，大多数团干在加强理论学习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有51%的团干表示，由于工作忙、家庭负担重等原因，没有坚持进行学习。

　　3、团员队伍情况。农村团员青年大多数能拥护上级党组织的政策和决定，在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精神建设、社会建设中发挥生力军和先锋队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团员流动性较大，流失情况严重，很多团员青年毕业后自谋职业，团员管理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村居一级入团对象减少，发展团员工作难度较大，个别村居只有在征兵期间才有发展新团员，从而降低了团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团员意识逐渐淡化，共青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难以体现，部分团员青年入党动机不纯，认为青年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有面子等原因入党的达到49 %。不少团组织在召开会议、组织活动的时候，团员青年积极性不高，严重缺席的情况达到16%。

　　4、活动开展情况。农村团工作存在活动阵地少，经费缺乏的问题。在调查的村(居)中，有46%有阵地但设施配备不齐全，有50%则完全没有活动阵地。同时团工作经费也严重缺乏，有 60%的团干表示完全没有活动经费，活动经费在1000元以下的占34%。阵地和经费的缺乏，致使团工作难以开展，个别地方长期没有组织团员开展活动。由于缺乏对农村团员的教育和约束，没能调动起农村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团员失去了荣誉感，团组织失去了应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制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农村党组织对基层团组织重视程度减弱。一是思想上重视程度不够。省、市、区各级团委已就如何加强基层党建带团建制订了纲领性的文件，但许多具体内容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尤其是村居一级由于政务繁多，对团建工作关心和指导力度不够，团干部政治经济待遇也得不到落实。目前在农村团干的使用、管理上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从事农村团工作没有相应的津贴和报酬，在政治上对团干部的培养和关心力度不够，致使团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进取思想淡化。二是团的工作经费、活动阵地没有保障。部分农村党支部本身涣散，集体经济较为薄弱，村级团工作经费无从保证。同时，许多村(居)团组织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致使活动难以开展。

　　2、团干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面对诸多制约因素，很多团干不能准确定位，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主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由于农村团干的政治经济待遇得不到落实，面对困难，一些人存在得过且过的心理，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能主动去开创团的工作。二是工作力度不够。目前村(居)两委缩编，很多地方都是从班子中选出最年轻的干部作为团组织负责人。由于这些人身兼数职，主要精力用在应付党政布置的工作上。即使没有进入班子的团干，也疲于应付各种临时任务，不能以主要精力抓团的建设。三是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不强。经济社会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给共青团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不少团干觉得老的方法不能用，新的活动又想不出来，不能准确把握共青团和农村实际的结合点，在服务青年成长成才方面办法不多。

　　3、团员的教育规范缺乏有效的办法。随着新形势的发展，一些管理制度、教育方式显得呆板、滞后，出现了青年需要的，团组织做不了，团组织要求的，青年不愿做的矛盾。而市场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观念的变革，使部分团员青年出现政治淡化倾向，即使有团的活动，他们也不愿意参加，团组织失去了应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团员发展机制的不完善，导致有的基层团组织发展团员工作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除了参军、升学才会想起团组织外，平时主动要求入团的青年很少，不少村连续几年没有发展过新团员，造成农村团员数量逐年减少，素质下降。

　　4、团组织服务青年的功能比较欠缺。许多团组织在职能定位上把握不准，仅仅满足于形式上和口头上，没有积极探索有效的载体和机制，不能为农村青年致富成才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农村的实际要求团组织把握好工作重心，把帮助和带领农村青年发家致富作为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团的每项工作都化为农村重心工作服务的具体举措。由于团组织的工作方式单一、工作内容滞后，缺少既能与团的工作实际相结合，又能激发青年参与热情的有效活动载体，导致团组织团结青年、教育青年、服务青年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

　　三、加强农村基层共青团工作的建议

　　1、实施“党建带团建”，构建党团建设一体化的新格局。各级党组织要增强“带”的主动性，对团建工作做到“六带一优化”，即：直接带领和推动团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班子建设、队伍建设、带动工作发展，优化团的工作条件。 重点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把基层团组织建设纳入基层党组织总体规划和基层党组织工作目标，在制定目标管理、检查指导、考核验收、总结工作时，要使党建与团建一并研究、部署、检查的总结;二是建立区、镇(街道)二级党建带团建联席工作会议制度，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团委关于团建工作汇报，并帮助解决有关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三是按照《党章》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区、镇(街道)二级是党员的团委书记列席同级常委会和党委会制度，使共青团能及时了解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及党建中的重大事项;四是坚持把团干部培训纳入全区干部培训规划，至少一年组织一次团干部的培训;五是逐步解决镇、村团委“缺人办事”、“缺钱办事”问题，增强团组织的自转能力和服务功能，要确保镇团委的行政编制数，对镇、村团委书记做到随缺随配，在经费上，要积极争取按照青年数列入财政年度预算。

　　2、按照“强镇带村”战略，切实加强镇(街道)团委主体地位建设。镇(街道)团委是农村基层团组织建设的龙头，而镇(街道)团委书记更是整个农村基层团组织建设的“领头雁”，只有充分发挥镇(街道)团委书记的作用，才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除要落实相应的政治、经济待遇外，乡镇专职团干部要尽可能专职专用。作为团委书记也要认真处理好“镇街道职能部门的关系，寻找有机结合，整合各项资源，把团工作自觉纳入到党政中心工作的大局之中，使团员青年满意，使党委政府满意。同时要切实加强镇(街道)团委班子建设，大胆把辖区内的农村、企业、学校的优秀人才选入镇(街道)团委班子，合理搭配，发挥整体优势;要积极发挥镇(街道)团委的示范、导向作用。可根据本镇(街道)的实际情况，集中精力抓出几项党委认可、群众欢迎的重点(特色)工作，增强自身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带动基层团支部，带动农村青年;要积极扶持一批规范化团支部，以点带面促团建。对部分团员多、开展工作条件好、凝聚力和战斗力较强的支部，要积极帮助他们创建规范化团支部，并以此作为团工作的支撑点，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以点带面，促进农村团工作焕发生机和活力。

　　3、改革农村团组织设置，构建新型组织网络。根据农村社会发展趋势，针对团组织缺乏工作主体，原有的组织形式已很难发挥作用的现状，按照“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团结凝聚青年和团组织的作用发挥、有利于团的系统管理、有利于扩大团内民主和团员参与”的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符合实际的村村联建、村企联建、村校联建、行业建团等多种方式建立团组织，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的农村基层团组织网络，实现团组织的多重覆盖，增强团组织的影响力。

　　4、切实加强两支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整体素质。要抓好农村基层团组织建设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团干部队伍和一定数量的团员队伍。在团干部建设中要针对不同层面的的团干部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培养。对镇(街道)团干部要注重加强学习培训，以建设“学习型组织”为总体要求，在团干部中大兴学习之风，鼓励撰写理论和调研文章，同时要对他们多交任务，多压担子，努力提高镇(街道)团干部的实践经验、能力素质和工作水平;对村级团干部要十分注重选拔，要严格按照村级团干部的任用标准，可以采取公开竞选、组织物色等方法，选好选准团干部。在发展壮大团员队伍工作中，要牢牢把握好教育关、管理关，不断增强团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让广大团员青年在各种活动中感受组织的温暖，增强团员意识，充分体现团组织的先进性。

　　5、依托有效载体，为农村青年成长成才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团员需求多样化，团组织要多层次设计载体服务青年。一是要加强培训，提高青年综合素质。借助团校、成教中心等为农村青年开展各种科学知识、实用技能培训;二是要利用团组织的网络优势及时向青年提供就业、市场、技术信息服务;三是要开展乡村青少年文化节，活跃农村文化，通过征文赛、书画赛、科技文化卫生下乡等形式，用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引导青年，充实农村青年生活。四是要引导青年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要着力培育各类青年专业合作组织和有特色的共青团实验基地，提升农村青年组织化水平，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要适应形势，从共青团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多方位拓展职能，如积极承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农村环境整治、群众性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部分社会职能，增强团组织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