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着9亿农民的中国，农村的稳定发展事关全局。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干群关系也发生了深远的变化，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农村干群关系对于调动基层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和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及塑造党和政府在广大农民中的形象有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之义。

　　20xx年暑假前夕，我们显得异常忙碌，考试的阴霾还没有挥去，艰苦的实习任务就已经下达，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辛苦却很充实的5天基层调研。实习第一天我们在安靖学校听了党政办公室主任对安靖镇概况的介绍。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得知安靖镇经济发展水平稳定处于全县前三，他很自豪的告诉我们要是比人均收入，安靖镇应该是全县第一。我们不禁很期待接下来的几天的调查，盼望着用我们的双眼来证实书记的介绍。

　　可是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经济强镇，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和谐，经过我们的调研，发现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拆迁和村务民主两个方面。我特意把采访实录整合起来，搭构起来一个“辩论堂”，邀请雍渡村的数位村民和村官作为正反两方，围绕“拆迁风波”和“民主分歧”两个主题展开辩论，在激烈的“辩论”后道清楚村民和村官之间的矛盾……

　　一、拆迁风波

　　踏上雍渡村地盘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的路很差，汽车驶过尘土飞扬，雨天则泥泞不堪。街市很繁华，店铺茶馆一应俱全。道路两侧成排的规划好的四层公寓楼有的已经建成，有的已经成型，楼房外表被涂上了统一的涂料，很是壮观，走在居住区，一墙之隔的是划给海霸王集团的2019多亩地，远远望去，基本荒芜着。好不容易辗转找到了本地人，我们停下来作采访。

　　这是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儿，压滤机滤布丈夫在本村工地做小工，当得知我们是西南交大的学生，她仿佛看到了救星，还没等我们说明来意，她就主动提出要带我们去看看政府帮他们建造的居民楼，虽然我们不能全部听懂她的四川话，但是通过她愤怒的言语和肢体语言，我们还是了解到她对这栋楼房的不满，以及对村委会的怨恨。她用手势丈量着地板，跟我们说，每人36个平方，邻村是每人45个平方，即使这样这36个平方还有水分，她把头伸出窗子遥指着街市的方向说“他们”（指村委）把好地皮出租给外地人，而村民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闻风跟上来的村民们附和着。当她说道房子的质量也存在问题时，一旁的阿姨激动了，拉着我们的手要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家的房子……走过一段粗糙的石子路，我们来到了一栋尚未完工的居民楼，从外表看这栋楼和其它的楼一样外表光鲜，走进去，从上楼梯开始我们就发现问题了，楼梯没有扶手，楼体表面水泥脱落，墙上的水泥更是粗糙，那位阿姨用钥匙对着墙面一刮水泥直掉，墙面立即留下了一个小坑，来到楼上，我们发现楼上的地板一片狼藉，我们甚至担忧窗户是否会掉下去……房子的质量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拍了照片。我们问这位阿姨：房子就这样给居民吗？她说：是！我们愕然。我们问：房子质量不好找谁解决，村委不管吗？她说：村委让她们找承包商，承包商不是找不到人就是置之不理……她还跟我们说，为了房子的事情，村民曾经上访过，据说还闹得挺大，村里镇里都出面干预了，结果不了了之。说完她无奈又气愤地叹了一口气。

　　随后我们带着疑问在镇政府找到了拆迁项目办的一位负责人，在他那里我们得到了如下陈述：兴建的新居民区是村委以招标的方式，委托承包商建造的，安置房的产权就是农民的宅基地，房子都是统一设计，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监管的，而这一切都是由第三方承包完成；村民自己可以在施工的时候自行察看监督，房屋有问题可以找村干部……快结束对他的采访时，他告诉我们可能房屋建造质量的确不太完美，但可以保证房屋结构没有安全问题。

　　可是在后来我们对一位卸任村干部的采访中，他说道：在房屋建造过程中村官之间存在官官相护，滤布谋私利的情况，现在政策规定征地者负责被征土地上村民的社保，但这笔钱基本被村官们吞了；每个生产队都有人上访，但以雍渡村拆迁问题最为严重；从前几天的调查中可见一斑；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荒芜着，村干部们想方设法把这些土地租出去，但得到的利益去向不明。图：新居建造中

　　然而之前我们和村主任座谈时他说：新农村建设需要项目拉动，否则就是一句空话。从今年7月1日起，征地所得土地流转费中的60%会被强制性转到社保局用来办理居民个人医疗保险和生活保障，因为当地人比较好吃懒做，怕把钱给他们就全花了或者赌了。频繁的上访有时是有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村官真的难做，一方面要听从上级命令，一方面还要代表民意，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决策权。

　　二、民主分歧

　　当我们拿着问卷寻找本地人填时，遇到了一位当地的大哥，今年31岁。我们和他攀谈开来。他说他很关心村里的事务，经常去看村里的村务公开栏，但是觉得村务公开，特别是财务公开不是很真实。我们问他村里是否有村务决策会议，他说有，但是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我们问他是否参加了最近的一次村委换届选举，他说是，但是人已经选定了，所以只是名义上的选举，实际上没有自主权。我们问：那村民有意见是否可以向村委反映？他说向村民意见收集箱投意见是徒劳，就是和村委当面说，他们也只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们来到一位大叔家，他正闲坐在自家空荡荡的楼房底层吃花生，说明身份意图之后他邀我们坐下来谈。谈话中我们得知这位大叔曾经当过好几年的队长，曾经在团委做过事，爱人是妇女主任，还是党员。这位大叔很健谈，对村里的事务，从招商引资到人情世故都很了解。当我们问道村里基层民主的情况时，他很坚决的对我们说：那都是假的！用句不好听的话说，现在的官员都是对外勾结，对内倾轧，所谓基层民主，村民自治都流于形式。我们问：村干部是选举产生的吗？他回答说：选举是有的，但是在选举之前，镇里面就已经确定人选了，在选举的具体操作流程中，会用各种手段来确保。他讲了其中一种比较“经典”的手段，那就是在寒冬腊月的深夜，让收集选票的人带着选票到每家每户去喊门填选票。试想寒冬腊月的深夜谁还有精力和心情认真看选票，仔细权衡！所以很多情况下就让收集选票的人随便填了了事……说到底，这是对选民选举权的变相剥夺。说到这儿，他变得激动，说基层民主的现状相对于六、七十年代甚至是倒退了，他已经对基层民主丧失了兴趣，自己在2019年就拒绝了参加选举，自己不再在村委做事就是因为看不惯这些欺诈的行为。我们劝他消消气。待稍许平静之后，他又跟我们说起为什么村委这么热衷于招商引资是由于招商引资会给他们带来不菲的回扣，而且也非常符合镇里的思想。当村干部门把精力集中到招商引资上，就没多少精力放到村民最关心的事情例如村里环境（说着他指给我们看尚未完工的路，路上没有留下绿化带的位置），这帮人就是在用村里的集体资源为个人谋利，例如自己的经济情况跟村长的大富大贵就是鲜明的对比（他为了修房子甚至卖了铺面）。当我们问到村务决策会议时，他说参加决策的都是村里的老党员，那些老党员由于年迈对现实情况不太了解，容易被笼络和欺骗。我们问道：那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吗？他说：那是当然，这是得益于大趋势，不是哪个人的功劳。

　　后来和村主任的座谈中，村主任这样说道：村委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很难保证村民100%的同意村委的做法。新农村建设需要实体项目拉动，否则是空话。村里有重要事件公示制度，村财务1个月公布一次，社半年公布一次，大家参与管理是比较积极的。他谈到了民主与人的劣根性，说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给子说自己的意见会乱套，影响村务实行的效率。村委正在筹建乡村图书馆，健身台，甚至价格昂贵的天网，村委在努力改善村里的环境！我们注意到在填问卷时，村主任认为取消农业税后村民自治面临最大的障碍有邪恶势力和宗族势力。

　　后来我们采访了一位中年妇女，她说道：公开的村财务账目她看不懂，也不知道有没有掺假，村里的理财小组也不查账。她家的日子不好过，为了修房子，铺面都已经卖了，现在连田也没有了什么都得买，说着看见路上谁掉了一只茄子，她赶紧不好意思地跑过去捡了回来。她愤恨的话语和表情好像对村里面安置房的做法很不满意，但是我发现她很闲适，并没有像我老家江苏那儿的同龄人一样忙碌……

　　抛开复杂的人情世故，我们至少能总结出以下几点问题：

　　1.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感增强。老百姓普遍不相信村干部，特别在财务和人事方面，这种不信任感更强，究其原因，有一部分是受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的传统思想影响，然而更重要的现实原因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村干部和村民都趋于理性化。在新的背景下，干群关系的理论基础已经变成了在“公而有私”的基础上利用合法的手段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经济理性的考虑。首先，个人是否当村干部取决于这一举动能否给个人带来额外的利益，而村干部权力的合法性取决于村民个人以及公共利益得到满足的程度。于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建立的，乡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基于劳动中人人平等和乡土人情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被拉远了，群众不愿搭理乡村干部，甚至有困难时，除非不得已也不去找干部；而干部不愿深入农户家中与农民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生产、生活乃至家庭出谋划策。群众只有在征收税款、计划生育时才能见到他们。其中，雍渡村村民无奈的上访更是这种不信任达到极端的表现。

　　2.村委的角色错位。村委就其性质而言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它的合法性应该存在于当地的村民之中，它的作用应该是代表并保护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可是在现实中村委被行政化了，首先，通过“村财镇管”乡镇政府控制了村委的财权；再者，通过组织和人事上的干涉（例如上文中说到村委改选时人选已经内定了），乡镇政府控制了村委的人事权，这两个举动就把村委的合法性基础改变了，造成了村组干部的准行政化。于是村委决策的出发点就不再是广大村民的利益了，而是乡镇政府的命令指标，此所谓“上若好之，下必甚焉”，而这一切也不全是乡镇政府的过错，因为它作为国家基层行政部门，也是这句话中的受害者。这也正是采访中村主任说没有真正决策权的原因。没有了自治主体性的村委，实际上成了基层政府的任务执行工具，从而在利益分配中能得到一杯羹，若不如此，不愿意吃羹的就会被愿意吃羹的所取代，基层政府知道，不吃羹是没有力气干活的，于是可以包容或者默认或者视而不见这种偷吃行为。

　　3.缺乏有力的监督。这一点在拆迁风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来在村民自治理论框架下，村民最大的监督效力寓于当地村委的合法性中。村民通过选举来制约村委的行为无疑是最具有威慑性的，然而村委的行政化就直接把选举监督给扼杀了，由于乡镇政府与村委的事实利益同一性，从而乡镇政府也不可能对村委实施监督。当农民作为单个主体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时，自然想到了抱团，于是就产生了村主任反映的所谓“邪恶势力”和“宗族势力”，这其实是村民无法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自己呼声自然产生的一种“变态”手段。当然，越级上访也能说明监督渠道不畅的事实。

　　4.缺乏有效的沟通。市场经济大行其道，农村的干群关系再也不像以前人民公社时那样“田头不见田尾见”了，特别是在像雍渡村这样的村庄，传统农业已经式微，村干部与村民的直接联系更少，于是原本一个很小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在村民中越传越讹，最后造成一场轩然大波。最好的沟通就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所以村干部还是要继承人民公社时的优良传统，跟老百姓拉近距离，这样才能及时有效地掌握群众中出现的新情况，才能及时解决之。

　　市场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浪潮势不可挡，激烈的变化对农村干群关系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如何应对，还在于利益相关各方的协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