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典功用性原则的不充分性
    某种讨论的意义每次都取决于"有用的"（useful）这一词的基本价值，换句话说，触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只要一被提出来--无论是谁来讨论，也无论发表了什么意见--就可以肯定的是，辩论必定会走样，而基本问题也就被回避了。事实上，考虑到当前思想的种种分歧，人们无法确定什么东西对他是有用的。用一种最不合法的方式返归至人们超出功用性和快感之外所乐于确立的原则是极其必要的，这一事实使得上述的难以确定性变得更为突出：荣誉和任务被金钱利益的方案所伪善地利用，而且，不用提及上帝，精神是用来掩饰为数甚少的人们的智识上的紊乱的，这些人拒绝接受一个封闭的系统。
    然而，当代实践并没有为这些基本困难所吓退，而且，人们的普遍意识乍看起来能够对古典功用性原则--也即是物质功用性原则--提出文辞上的反对意见。功用性原则的目标从理论上来说是快感，但只是一种适度的快感，因为暴力的快感被看成是病态的。一方面，物质性的功用局限于对某物的获取（在实践中，就是产品）、对货物的储存。另一方面，它也局限于对人类生命的保护和繁殖（以及同病痛展开的斗争，确实，这种斗争的重要性足以表明，快感原则的否定性质在理论上是作为功用性的基础而出现的）。在一系列与这种不牢靠和单调的生存观念相关的数量性事物中，只有生殖问题严肃地导向了自身的反面，因为生命的过量增加就会威胁着减少个体应得的分额。但是，整体上看，对社会活动的任何普遍判断都暗示着这样一个原则：所有的个体努力，为了变得有效，都应归结为对产品和储存的根本性需要。快感，无论是艺术、被容允的放纵，还是游戏，在精神事件的活动中，都应该明确地归结为一种特许，换句话说，应该归结为一种消遣，其功能无关大局。最能被估量的生命分额被确立为生产性的社会活动状况--有时甚至是可悲的状况。
    确实，个人经验--如果这与一个年轻人有关，他可以毫无道理地浪费和破坏--每每证明这个蹩脚观点的虚假性。但是，甚至当他自我破坏、自我浪费同时又无所顾及之时，最有头脑的人也会百思不得其解，或把自己想象成病态的，他无力为自己的行为作功利主义的解释，对他来说，人类社会，犹如他的所作所为一样，在关键性的损失中，在灾难中，不可能获取利益。这些灾难，在服从那些明确的需要的同时，激发了狂乱的抑郁，死的呼喊，最终导致了某种迷狂状态。
    流行的社会观念和真实的社会需要，这二者之间的冲突，以一种最具毁灭性的方式使人想起了这样一种狭隘的判断：即父亲站在儿子的满足需要的对立面。这种狭隘性如此之显著，以至于儿子根本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愿。父亲不无偏向性的有害的挂虑在他给儿子提供的事物中表现出来：住所、衣物、食品，如果有必要的话，还有一点点无害的娱乐。但是，儿子甚至没有权利谈论是什么引发了他的高烧。他被迫留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对他来说，所有的恐怖都无所畏惧。就此而言，宣称自觉的人性仍旧保留着是令人悲哀的，人类意识到获取的权利，保存的权利，理性地消费的权利，但是，原则上它排除了非生产性的耗费。[!--empirenews.page--]    确实，这种排除是表面性的，它对实践活动的影响，并不比禁令对儿子的限制那样严密，只要父亲不在场，儿子就会沉迷于他的隐秘快感中。人类自身常常依照这种父亲旨趣而充满快感地表达某些观念，这些观念充斥着单调的父亲的自负感和盲目性。然而，在生活实践中，人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行动：它愿意满足毫无敌意的原始需要，而且，看起来它只能在恐怖的范围内存活。不仅如此，一旦人不屈从于某种思虑--这种思虑要么是冠冕堂皇的，要么就容易变成冠冕堂皇--一旦他易于感到致力于摧毁既定权威的生活的魅力，很难相信，一个与他旨趣相符的和平世界，对他来说，不是一个舒适的幻觉。
    在并非为严格的父子关系所引导的这种观念的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因此就并非不可克服的。人们有可能承认那些模糊和令人失望的形象的历史必要性，有大量的人使用这些形象，这些历史形象总是借助小小的错误而行动（他们将这些错误当作药来使用），而且，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拒绝在人类的反复无常所导致的迷宫中寻找出路。对于那些原始的或即将开化的人口部落来说，一次极端简化就表明了唯一的机会来避免某种攻击性力量的减弱。但是，作为一种有局限的理解，它会胆怯地接受贫穷的条件，和这些简化形象得以形成的必要性。如果不那么武断的观念被指责为具有神秘性，倘若如此，在当前的情况下，它会和某种不健康的厌恶发生冲突，这样，人们应当强调，这种厌恶实际上是一辈人的羞愧，这辈人的造反害怕他们自己的言语噪音，这样，人们就不会对它多加思虑了。
    2缺失原则
    人类活动并不完全归纳为生产和保存的过程，消费应该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个是简约部分，它的最低要求表现为对生命的保存，以及在一个既定社会中个人的持续生产活动。因此，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基本的生产活动状况。第二部分表现为所谓的非生产性的耗费：奢侈、哀悼、战争、宗教膜拜、豪华墓碑的建造、游戏、奇观、艺术、反常性行为（偏离了生殖性目的性行为等等），所有这些活动，至少在其原初状况下，它们的目的仅仅限于自身。现在，有必要将耗费一词的用法保留着来表明这些非生产性形式，而不用它表示为了生产目的而进行的消费模式。尽管各种耗费的形式彼此会常常发生对立，但是，它们仍旧构成一个共同体，其特征是，它们的重点都置放在缺失(loss)上，这个缺失应当是彻头彻尾的，这样，这个活动才能获得它的真实意义。
    缺失原则，也即是，无条件性的耗费原则，无论它和权衡利弊的经济原则（耗费有规则性地被攫取所补偿）是多么地对立，它都可以通过从普通经验而来的少量例子得到说明。
    1宝石肯定是美丽而夺目的（正是这促成了仿制品），人们奉献财富，往往愿意选择钻石项链；这样一笔奉献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钻石特有的魅力性质。这种事实应该视作与宝石的象征价值有关，在精神分析中，这种象征价值具有普遍性。当在梦中一个钻石意指粪便时，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对比式的联想。在无意识中，宝石像粪便一样是被诅咒的物质，它从伤口流溢而出：它们注定要成为公开供品（实际上，它们被当作奢侈的礼物，承担着**的责任）。宝石的这种功能特性要求它们有巨大的物质价值，并且能够独自解释最漂亮的仿制品的失效：这些仿制品几乎毫无用处。[!--empirenews.page--]    2宗教膜拜要求在献祭中人和动物要有血的消耗，在献祭这个词的词源学的意义上，它指的是神圣产品。
    从一开始，神圣物品似乎就是由缺失活动构成的：尤其是，～教的成功可以通过耶酥～在十字架上被耻辱地钉死这一主题的价值得到解释，这一主题使人担心某种缺失的表象物和无限的堕落。
    3在各种各样的竞赛中，普遍性的缺失是在复杂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笔可观的钱花在住所的维修、动物、设备和人身上，所有的能量被挥霍是为了产生一种惊愕之感--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感觉的强度较之生产性创业中的感觉剧烈得多。死之危险并不被避免，相反，它是强烈的无意识兴趣的对象。除此之外，竞赛有时是公众分发奖赏的场所。巨大的人群到场了，他们的激情通常不受任何限制地点燃。疯狂的金钱流失是以赌博的形式进行的。的确，钱的流通使一小拨职业赌徒获利，但同样属实的是，这种流通可以看作由竞争所引发的真正的激情洋溢，而且，在大部分赌徒那里，赌博导致的钱的丧失同他们的赌博手法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赌博甚至会达到如此之疯狂的程度，以至于那些赌棍的唯一出路是监狱或死亡。除此之外，各种各样的非生产性耗费模式，根据周围环境，可以同伟大的竞赛性场面联系起来，犹如一些单独活动的要素被猛烈的旋风所挟裹一样。这样，赛马总是和奢华的社会等级（约克俱乐部的存在必须被提到）、和最新的奢侈风尚的炫耀展示相关。无论如何，一定要认识到，当前的赛马体现出来的复杂的耗费，如果同拜占庭式的奢华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后者将所有的公共活??纪?锸蹙喝??灯鹄础?br>4从耗费的观点看，艺术生产应该划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建筑结构、音乐和舞蹈。这一类是真正的耗费艺术。不过，雕塑和绘画，如果不提及用作仪式和景观的场所之用途的话，也可以将第二类艺术的原则，也即是象征耗费原则，引入建筑之中。就其自身而言，音乐和舞蹈很容易为外在意义所充满
    

文学和戏剧的主流形式，构成了第二类艺术。它们通过悲剧性丧失（堕落或死亡）的象征再现来激发畏惧和恐怖。在大多数作品中，它们通过这样一些再现物引发笑声--这些再现物尽管被大同小异地构造起来，还是排除了某些引诱性因素。诗，被运用于缺失状态的表达形式，这是最不甘堕落和最缺乏智性的形式。诗，可以视作耗费的同义词。实际上，以一种更准确的方式来说，诗是通过缺失来表明创造。因此，其意义接近于献祭。的确，诗这个词，只适合用于它通常意指物的罕见的残余，而且，如果不进行初步归纳的话，最糟的混乱就会出现。然而，在最初快速的暴露中，不可能谈及无限多样的界线--这些界线将次等构型同诗的残余要素分隔开来。对于那些少有的随意支配这些要素的人来说，相对容易地就能表明，诗的耗费最终不是象征性的。这样，到一定的程度，再现的功能就占据着那些信奉它的人的生活。它迫使他以一种最令人失望的方式来行动，迫使他痛苦、绝望、寻求断断续续的阴影，这些阴影令人狂怒或眩晕。诗人因为他自己的缺失可以不断地使用语词。他通常被迫地在恶棍和克己者之间作出选择，前者同社会深深地隔离，犹如光天化日的生活中的粪便；后者以平庸的行为为代价，屈从于粗俗和肤浅的需要。[!--empirenews.page--]    3生产，交换和非生产性行为
    一旦耗费作为社会功能被确立，那么就有必要考虑耗费功能和它的对立面生产和攫取功能的众多关系。这些关系直接表现为某种带功用性的目的关系。如果生产和攫取在其发展中，在其多种多样的形式变化中，真的引入了某种可变性因素--这种可变性因素意在理解历史进程，那么，它们仍旧不过是屈从于耗费的手段。令人恐怖的是，贫困的人们从没有强烈地主宰社会，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关心保存问题--这就使生产以一种目的形式出现--也不关心非生产性的耗费问题。为了维持这种先在优势，既然权力是由消费阶层来实施的，贫困者就排除在所有社会活动之外。穷人要想重新进入权力领域，除了对掌权阶层进行革命性摧毁之外，别无他途，也就是说，要掌权只能通过流血，而决不是通过有限的社会耗费。
    与耗费相关的生产和攫取的第二个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原始经济体制中，因为交换仍旧视作为被转让对象的奢侈性缺失。就此，交换从根本上将自身表现为某种耗费过程，而攫取过程正是通过这种耗费过程得以进行。古典经济学家想象原始交换的形式是物物交换。实际上，下面这样一种假设是没有道理的：诸如交换这样的攫取方式，其根源不是它要满足的获取需求，而是相反，是破坏和丧失需求。传统的经济起源的观点只是在最近才被证伪的--甚至最近还有大量的经济学家仍在武断地将物物交换作为商业活动的先驱。
    与人们想象的物物交换观点相反，莫斯在炫财冬宴（potlatch）1这一词的名下确定了古典交换的形式，炫财冬宴是西北部的美洲印第安人提供的一个特例。与印第安人的炫财冬宴，或者它们的踪迹相似的机制，已被广泛地发现。
    西北部海岸的特林基特人、海达人、夸扣特尔人的炫财冬宴自19世纪末以来得到了详实的研究（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将它同其他地区的古代交换形式进行比较）。这些最不开化的美洲部落是在某个人的处境发生变化的场合--入会仪式、结婚、丧礼--来进行炫财冬宴的，它永远和节日相关。不论是它给节日提供场景，还是它就是发生在节日场景之中。炫财冬宴排除了所有的交易，一般来说，它由极其重要的珍贵礼物构成，这些礼物是公开展示的，其目的是诋毁对手，使之蒙羞，并对他提出强求。礼物的交换价值来自这一事实：受赠者为了抹除这种羞耻，回应这种挑战，它必须满足（他在受赠时所招致的）强求，从而在后来以一种更有价值的礼物来回应对方，也就是说，以一种利益来归还。
    但是礼物不是炫财冬宴的唯一形式。它同样有可能通过对财富的大场面的摧毁来挑战对手。正是通过这最后形式的中介，炫财冬宴才重新和宗教献祭结合起来。因为被毁坏的东西从理论上来说只能献给受赠者的神秘先人。在相对近一点的时期，一个特林基特族长在他的对手面前刺穿了一些他自己奴隶的咽喉，这种毁灭在某个随后的日子又以更大规模的～奴隶得到回敬。在更为西北的西伯利亚的契口齐人那里，也有一些机制类似于炫财冬宴，他们将狗群杀戮，意在羞辱另一个部族，使之窒息。在美洲的西北部，毁灭居然到了烧毁大量村庄、捣碎大量舟船的地步。刻有文饰的铜是一种钱币，大量财富的虚拟价值有时就体现在此，但它们还是被捣碎或者被投入大海。节日的迷狂可以和财富的献祭联系起来，也同样地可以和聚集的礼物联系起来，后者的意图在于使人蒙羞、使人目瞪口呆。[!--empirenews.page--]    高利贷，作为回复性的炫财冬宴时的必须剩余物，有规律地出现在这样一些活动中。高利贷使人们发现：在交换起源的历史中，有利益的贷款应该代替物物交换。应该认识到，实际上，在炫财冬宴的文明中，财富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增殖：这种方式唤取了银行文明中信贷的膨胀，换句话说，立即认识到全体捐赠者--这些捐赠者是因为受赠者的契约要求而产生的--所有的财富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对比只适用于炫财冬宴的次等特性。
    正是这种缺失的确定财富的构成--从这种构成中涌现了等级制中的高贵、荣誉和等级--赋予了这种体制以重要价值。礼物应该看成是一种缺失，也因此应看成是一种局部性的摧毁，因为破坏欲部分地转移到接受者那里。以一种类似于精神分析所描述的无意识形式，它象征着排泄，这种排泄本身与死亡相连，它也符合施虐狂和肛欲之间的基本联系。这种纹饰的铜所表现的排泄象征主义，在西北海岸地区是卓越的礼物对象，它以极其丰富的神话为基矗在美拉尼西亚，捐赠者将其粪便指明为重要礼物，并将它置于对方首领的脚下。
    攫取领域中的一系列后果只是某个反向过程的多余的结果--至少在这个程度上是这样的，即控制这种活动的驱力仍旧是原始的。莫斯说："理想对象应该赋予给炫财冬宴，而且不应该使它返归。"这种理想对象以毁坏的形式被认识到，习俗并不对这种毁坏作出可能的反应。而且，既然炫财冬宴的领域以某些方式事先被抵押进新的炫财冬宴中，古代财富原则并不以较近发展起来的贪婪所导致的减少形式得以展示。一旦权力被富人所掌握，财富就表现为一种攫取，但是，在这种权力表现为失去权力的意义上，财富就完全转向了缺失。仅仅通过缺失，辉煌和荣誉才和财富相连。
    作为一场竞赛，炫财冬宴和保存原则相对立。当财富存在于图腾经济中--在那里，财富是世袭的--时，炫财冬宴摧毁了财富的稳定性。一种过量交换行为以一种具有狂热色彩的固定仪式的食用猪来代替遗传（它是财富的来源），但是，竞赛者决不会从这种游戏中、从他们创造的财富中退出，他们依然听凭挑衅。财富决不是要让其所有者丧失需求，相反，它的功能仍旧是--同其所有者一样--听凭一种需求：无限缺失的需求。这在一个社会组织中普遍存在
    

决定着财富的非节制性的生产和消费因此显现为相对的功用性。
    4财富阶层的功能性耗费
    炫财冬宴的观点，严格地说，应该为一种竞技型的耗费作准备，这种竞技受挑战所激发，并导致回应。更准确地说，它应该为这样一些形式作准备：对古代社会来说，这些形式和交换是不可区分的。
    认识到这种交换在起源上是直接受制于某种人类目的，这一点很重要。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它同生产方式进程相关连的发展，只是在受制不再是直接的那一时期才开始。这种生产的功能性原则要求产品至少临时性地不再缺失。
    在市场经济中，交换过程有一种攫取意义。财富不再置于赌桌上，它们变得相对稳定。只是到了这种稳定性十分安全，即使是重要的缺失也不会对它产生危害的时候，这些缺失才服从于非生产性的耗费体制。在这些新的条件下，炫财冬宴的基本要素不再以直接竞技性的形式出现。耗费仍旧注定了是要获取或维护社会地位，但首要的是，它不再持有这样的目的：使另一个人失去他的地位。[!--empirenews.page--]    尽管存在这些减弱，奢华性的缺失，其最终功能，仍旧普遍性地和财富相关。
    从多多少少有些狭隘的观点看，只有财富部分地献祭在非生产性的社会耗费--诸如节日、场景和游戏--中，社会等级和财富的拥有才密切相关。人们注意到，在原始社会，人对人的剥削是相当微弱的，人类活动的产品大量地流向了富人，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富人据称提供了保护或者社会领导服务，而且也因为他们必须支付集体性的场景耗费。在所谓的文明社会，财富的基本义务只是在最近时期消失的。异教的衰落导致了竞技和膜拜的衰落--富裕的罗马人有义务为这种膜拜和竞技支付钱财。这样，据说～教使财产个人化了，财产的拥有者全权控制着其产品，并废除了其社会功能。～教至少废除了耗费义务，因为它用自愿施舍替代了习俗性的异教耗费。自愿施舍的形式既可能是富人向穷人的捐赠，也可能先是（也是最重要的）向教堂、后来是向寺院的极其重要的捐赠。在中世纪，这些教堂和寺院真正地承担了大部分的壮观性场景功能。
    今天，这些重要和自由的非生产性社会耗费形式已然消失了。然而，人们不应就此得出结论说，耗费原则再也不是经济活动的目的。
    财富--其征候表示为病态和耗尽--的某种演化引发了人们的内心羞愧以及小小的伪善。一切慷慨、纵欲、过量的行为都消失了。个体活动所依赖的竞技主题渐趋熄灭，它们象打嗝一样可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采用一种隐蔽方式，他们养成一种压抑和心烦的习惯，将财富的展示藏在紧闭的大门之后。而且，中产阶级--雇主和小店主--获得了普通或者少量的财富后，就设法降低和延缓奢侈的耗费，这其中，除了与令人心烦意乱的仇恨相关的徒劳努力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
    对于那些没有勇气来宣告这种陈腐不堪的社会应该被革命性地摧毁的人来说，这种诡计变成了生活、工作、受苦的主要原因。在现代银行的周围，如同夸扣特尔的图腾旗杆周围一样，一种想炫耀夺目的欲望刺激了个体，并使他们进入小小的展示系统中，这个展示系统使他们彼此处于视而不见的状态，他们如同在一个眼花缭乱的光线中表演一样。离银行几步之遥，商店陈列窗后面的宝石、衣物和汽车在等待着这样的日子：在这一天，它们有助于确立一个阴险的工厂主甚至是他更为阴险的老婆的不断扩充的显赫辉煌。在较低的层面上，镀金钟、餐厅碗橱和人造花同样地给杂货商和他的妻子提供了无耻的服务。嫉妒在人们之间出现，就像它在未开化的野蛮人之间一样，并且具有同样的残酷性。只有慷慨和高贵消失了，与之相伴的只有富人和穷人的剧烈对照。
    作为拥有财富的阶级--财富阶层接受财富的同时，也接受了功能性耗费的义务--现代资产阶级的主要特征就是拒绝这种义务。它通过这一事实和贵族区分开来，即它总是为自己消费，只是在自我内部消费，换句话说，就是尽其所能地将其耗费避开其他阶层的眼光。这种特殊消费形式的原因最初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财富是在更为有力的贵族阶层的阴影下得以扩展的。资产阶级发展出来的理性主义观点始于十七世纪，它是对这些令人蒙羞的受限制的耗费观点作出的回应。理性主义的意义指的就是对世界的严格的经济再现--在此，经济是就这个词的普通意义、资产阶级的意义而言的。这种耗费的仇恨就是资产阶级的存在理由和辩护理由，同时也是他们令人恐怖的伪善原则。资产阶级的根本不满就是封建社会的奢侈。在掌权之后，由于他们的积攒习惯，资产阶级相信，他们能够令人信服地统治更穷的阶级。由于资产阶级不能掩盖他们的肮脏嘴脸--这张嘴脸如此贪婪低贱，如此骇人卑琐，以至于一切人类生命，看过这张脸后，都会退化--一旦人们不再爱他们了，人们也不能像仇恨先前的统治者那样仇恨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empirenews.page--]    与此相反，通过将资产阶级的存在表征为人的羞愧和阴险的对功能性耗费义务的废弃，人们的意识就被归纳为深深地维护耗费原则。
    5阶级斗争
    要使耗费停滞不动，要符合一种利益权衡的推理，资产阶级社会只能设法培育一种普遍性的吝啬。人类生活通过一些人的努力--这些人将当代理性主义观点的后果尽可能推向深远--在不可约简的需求范围内重新发现了一些波动。传统的耗费模式的内容已经变得萎缩了，活生生的繁华喧闹已经丧失在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的爆炸中。
    阶级斗争的内容可以在上溯至古代时期的耗费过程中被观察到，在炫财冬宴这里，富人分配其他穷人为他提供的产品，他试图超过同他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但是，他能预见到的最终的尊位，其目标就是和贫民性进一步隔离。这样，耗费，即便它可能是一种社会功能，它也直接地导致一种竞技性的分隔行为和明显的～的分隔行为。富人消费穷人献出的产品，把穷人纳入卑微的范畴中并对之进行羞辱，进而使他们成为奴隶。现在，很明显的是，通过奢华世界的代代相传，现代世界已然接受了奴隶，它为无产阶级保留了这一位置。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社会是装作根据理性原则来进行统治的，而且，从其所作所为来看，它也常常认识到人的某种同质性，因而，它也并非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似乎能对人自身构成毁灭的阶层分界。然而，对阶层分界的这种抵制最多也就是理论上的。在理论上，工人和那些主子权利平等，平等的字眼甚至刻写在墙上以正视听。但是，那些主子们行事起来似乎他们就是社会本身的表述。他们热衷于表明--这是他们最最严肃地关心去作的--他们一丝一毫也不分享他们的雇佣工所受的羞辱。工人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活命而生产，但老板的行为是为了将劳工陷入一种丑恶的堕落状态--因为在下述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可能～：一方面是老板通过他们的耗费模式所寻求的性格特征，这使他们常常显贵于人类的卑微性之上；另一方面是这种卑微性本身，而老板的性格特征就是这种卑微性的功能。
    与那种竞技性的社会耗费观念相反，还存在这样的表象：大量的资产阶级努力来改善众多的工人状况。但是这种表象只是现代上层阶级的胆怯表示，他们不再有力量认识到他们的破坏性行为导致的后果。资本主义为了援助无产阶级并给予他们爬上社会阶梯的机会而从事的耗费，只能证明他们（由于耗尽）无力实施一个彻头彻尾的奢华过程。一旦穷人的缺失实现了，富人的快感就一点点地掏空了、被中和了，它让位于某种漠然的冷淡。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保持一种漠然所相对认可的中性状态（尽管有一些令人烦恼的因素如施虐狂和怜悯，但这种状态还是存在），用一种新的耗费来补偿富人对穷人的羞辱性耗费会是有用的，这往往会减弱他们对穷人的羞辱。老板的政治敏感，同某种局部性的昌盛发展一道，不时地使这种补偿过程扩大。这样，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原初补偿过程的发生仅仅是以相对小的一部分人口为代价的：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本身也被动地参与其中（当像黑人那样的公认的原初性的卑微阶级也在促成这一点时，尤其如此）。但是，这些诡计，其重要性无论如何也是极其有限的，它决不可能更改高贵和低贱的人群之间的区分线。社会生活的残酷竞争在不??奈拿鞴?抑卸际且谎?摹ｔ谡庑┕?依铮?蝗说拇?耆栊缘幕怨廒?俸捅狩砹私系徒撞愕娜诵浴?br>应该补充的是，主子的残酷性，在任何情况下，更多的是与心理上的毁坏意愿相关，而较少地与毁坏本身相关。这种残酷性的减弱，是对古代奢华过程的普遍衰退的一种回应，而这种奢华的衰退正是现代时期的特征[!--empirenews.page--]    7物质性事实的反抗
    人类生命远离法律存在，从白天到夜晚，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它存在于天际中的一个孤零零的地球上。它决不会局限于理性概念指派给它的那些封闭体制中。～、释放和草率构成了人类生活，它们的巨大艰辛是通过表明生命始于这些体制的缺陷而得以表达的。至少，它根据秩序和储备所许可的东西，其意义来自于这一时刻：被指定、被储备的力量自我释放的目的，不遵从于人们所作的任何解释。只是通过这样的反抗--即便它被耗尽了--人才不再在物事的无条件的辉煌中被单独隔离。
    事实上，无论被隔离，还是在人群中，人都会发现自己不断地卷入耗费过程中。形式的多变性决不会改变这些耗费过程的基本特性：缺失原则。某种类型的刺激，其总量维持在相当稳定的层面上，它激发了诸多集体和个体。这种刺激状态，堪与中毒状态相媲美，其剧烈形式，可看作是非逻辑的并具有难以抵制的冲动性，进而拒绝它有可能理性地利用的（同某种利益权衡相一致）物质或道德财富。同以这种方式被认识到的缺失相关的是--比如"迷失的妇女"或军事耗费--非生产性价值的创造。而荣誉是这些价值的滥用，它使人们变得贪婪至极。由低贱、荣誉而人为制造的完整形象--其形式有时是阴险的，有时是灿烂的--不再支配着社会存在。当它被动地依赖于个人缺失或社会缺失的隐秘实践的时候，没有它，想作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
    根据这种方式，对行动的无限拒绝就将人类计划--包括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计划--推进到能说明普世问题的竞赛中。实际上，这个问题只能被界定为非逻辑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对普遍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就如同罪犯对法律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样。聚集或象征着自由耗费的客体的光辉，它决不会排除犯罪，也不会和抵抗性格相区分--至少在人们考虑到同那个问题有可比价值的唯一性格时是这样的。这种抵抗性格不是任何别的事情的条件。
    此外，如果人们表明了旨趣，以及与之一道的光辉（同样还有堕落）--这是人类共同体在由历史运动所不断完成的质变中必定会发现的--而且，如果最后，人们表明了这个运动不可能拥有或导向一个明确的结局，那么，抛弃所有的储留物，将一种相对价值指派给功用性则是有可能的。人确保他们自己的生存或者避免苦难，并非因为这些功能本身导致了一个充足的结局，而是为了同意自由耗费的抵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