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乃国之宝，儒为席上珍”，士，我们现在经常称之为知识分子，一直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然而当我们把知识分子定位为“从事教学、律师、新闻等职业的人员”时，会怎么样呢?

　　知识分子是指运用其智力研究、反思和推测、提问以及回答有关各种不同思想问题的人士。智力劳动者的统称。一般说来，现代关于知识分子有三种定义。第一种定义是指以从事思想、著作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职业为主的人士;第二种定义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指从事教学、律师、新闻等职业的人员，这种定义在中国大陆比较流行;第三种定义指文化知识分子，主要指具有文化、艺术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因其才能获得某种话语权，从而能够以这种话语权影响公众和其它事物的人士。

　　虽然“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晚，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才明确的提出“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两个词，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是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说颇为不同。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策的对象，其中的党外人士还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除了一般理论上的界说外，还有特定的操作性界定。

　　恩格斯指出：“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产物。当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揭示了知识分子产生的文化根源。按帕森斯的看法，知识分子的产生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因此，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们所从事的是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文化性的活动，为社会建立一个文化性的意义系统。在一个文字被社会大众崇拜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成为一个阶层，一个身份集团。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应当是“文化事务专家”，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脑力劳动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可算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号召无产阶级充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敲响旧制度的丧钟。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尊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但是他们并非来自无产阶级，其真正的社会成分是知识分子。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又是社会的自我批判力量及大众的代言人。由于知识分子总是批判他身处的社会，因此，他与政治权威总是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大体说来，在近现代西方语境中，知识分子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懂得使用象征符号来解释宇宙人生;第二，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形成一个与社会中其他阶级不充分整合的、不依附于现存体制的、“自由飘游”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对时政采取批判态度，对现状往往不满。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存在，而是作为“士”的一部分，那么在传统中国语境下的“士”与“知识分子”又有什么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士”，上古掌刑狱之官。商、西周、春秋为贵族阶层，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战国时的“士”，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谋士等。其中谋士、文士与现在的“知识分子”有最多的相似处：

　　《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早在战国之初，墨子就曾对文士的特点与文士的不同类型作过划分，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德行、言谈、道术应该说是对文士的类分。第一类可称为道德型，这一类的士把道德修养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从道德品质意义上给士下定义或概括士的特点和本质。如孔子说：“士志于道”。《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第二类可谓之为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第三类可谓之技能型，这部分人又可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三部分。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商贾之士指经营工商业之士;方术之士指卜、巫、相面、看风水、求仙药之类的士人。另外有一类特殊的士——隐士——是道德型与智能型的附类或兼类，这类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是都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有些隐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君主贵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却拒不受命。也有些隐士是一时的，隐居只不过是静观待机之术。

　　儒家学说中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以色列的康菲诺综合各家的意见，归结了知识分子的五点特征：一、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二、这个阶层常自觉有一种罪恶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以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三、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四、无论在思想上或生活上，这个阶层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解答;五、他们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康菲诺综合出来的前四点，大体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相符，特别在责任感和关心世事方面。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具有深刻的责任感。谈到关心世事，明末东林党顾宪成的一副对联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关心”的传统精神仍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一直没有泯灭，而在“天下大同”的指引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走上了一条关心政治，投身政治的道路，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多于对社会的“牢骚”，他们都在为社会的稳定，天下大治而孜孜以求，奋斗不息。

　　我们很容易看出，无论在什么语境下，有两点很容易达成一致，即知识分子道德的高追求和社会责任感。中西方的区别仅仅是表现形式上的差异，西方的知识分子对道德的追高理想是理性，而中国知识分子却是儒家道德;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在对现状的反思，而中国的却是对理想政治的追求与维护，而这种差异恰恰是中国“士”之为“士”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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