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在某市一所重点中学读书。学校离家有五六里路，用快速度走也要35分钟。

　　与学校相隔一条马路有座公园，穿过公园去学校，可节省5分钟时间。所以，我们上下学一般都从公园里穿过。

　　有一天，公园门口贴出了一纸《通知》，说公园从今天起收费，每人每次2分钱。

　　2分钱在现在可能微不足道，可当年在人们生活中的价值不次于如今的两块钱。第二天中午放学，我们班四五个男生一路，习惯性地走到公园门口，看到那张通知，脚步停下了。

　　“他们要收钱，怎么办?”

　　“管他呢，冲进去就是!”

　　不知是谁这样提议。于是一声呼哨，几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嘻嘻哈哈一阵风就跑进去了，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怒喝：“你们干什么!”

　　这本来不算什么事，可作为申请入团的积极分子，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午饭时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做得不应该，于是三下两下把一碗饭扒进嘴里，就进了卧室写开了《检讨书》，大意是今天中午放学时，为了抄近路，违反了公园规定，当时身上没有带钱，所以没有买门票。事后一想，自己作为毛泽东时代的少年，这种行为是不能容许的，故补交公园门票2分钱，以后引以为戒，绝不再犯。

　　下午上学时我提前5分钟出门，走大马路绕到公园门口，来到收费的门房前，从窗口往里看去，里面两个女人边嗑瓜子边谈笑。“阿姨，这是我给您的。”其中一个女人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接过我的2分钢镚儿和《检讨书》，我转过身子一溜烟朝学校跑去。

　　通过自我反思及时认识到错误，并马上改正，我挺为自己骄傲的，心里很愉快。可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学校里竟然有了传闻，说我进公园不买票，还跟人家吵架，最后让人家逮住写了检讨才被放回来……说得有鼻子有眼。

　　这是谁的臭嘴给我传的谣言!我心里愤愤骂道。放学时终于把一个传谣者抓住了，我气得真想揍他一顿，可他居然振振有词：“少问我，你自己到公园门口瞅瞅就知道了。”我急匆匆来到公园售票处，一眼就看见我的“检讨”贴在小窗口外边，窗口里两个“阿姨”照样在嗑瓜子聊天。我真想质问她们为什么这样做，可怎么开口呢?这“检讨书”明明白白是自己写的，又不是别人伪造的，还问个啥?

　　第三天，班主任袁老师问我，公园的“检讨”究竟是怎么回事?袁老师不仅是班主任，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他耐心地听我讲述完事情经过，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全明白了。如果真是那些人传说的那样，可能就会对你下一步入团有些影响。”末了，我听见他像是对我又好像自言自语：“唉，孩子太天真了。”

　　一个月以后，我与另两名同学光荣地在团旗下宣誓了。这以后不到一年，“文革”就开始席卷全国，直到毕业，我们班再没有发展过新团员——我们三个人是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新团员。真庆幸老师查明了真相，不然，我的“冤情”可跟谁说去?

　　真心检讨，换来的却是一个五味杂陈的结果。希望我的这点经历，能给现在的家长、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一点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