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备受瞩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依法治国决定》)正式公布。该决定与XX年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全面改革决定》)相呼应，成为新一届领导人治国的施政纲领，也是观察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变迁的“姐妹篇”关键性文件。

　　一、反腐是法治建设的重点指向

　　从中共十八大以来空前的反腐力度来看，新一届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当前腐败的严重性，“亡党亡国”不是杞人忧天。由xx担任《依法治国决定》文件起草组组长，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担任副组长，就释放出这样的强烈信号。

　　王岐山曾经指出：当前反腐是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显然，四中全会依法治国是反腐从治标走向治本的转折点。

　　在全面提升法治效能的同时，党内法规被上升为反腐的利器。《依法治国决定》提出：1)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2)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3)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这一点，也是依法治国坚持“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

　　二、缺乏法治的市场经济将步入险途

　　三中全会《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60项、336条改革，但其核心还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心任务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公平竞争的市场，而法治是确保公平竞争的不二路径。离开法治，必定出现“权力搅买卖”的格局，最终将陷入吴敬琏所警告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险途。正如《依法治国决定》所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法治的重要性已经在过去十年得到了反向验证：法治的不完善，导致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又进一步加剧了法治的边缘化。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吴敬琏反思说，“在改革初期有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现在各级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使得腐败几乎不能遏制。我当时自己也觉得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道路，但是有一点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注意到，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

　　对于市场经济与法治的逻辑关系，xx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三、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激活”《宪法》

　　《宪法》贵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实践中其效力有时还不及一些领导的批示。这种局面，根源于宪法实施机制的缺失。中国不仅没有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而且最高法院规定：法院的判决不能直接引用宪法来判，只能以具体的法律来判。这直接导致了宪法被虚置。

　　xx总书记多次指出：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

　　针对这一关键命题，《依法治国决定》提出从以下角度入手：1)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2)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3)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4)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在上述四点措施中，第一点旨在通过宪法解释，让宪法活起来;第二点旨在通过“撤销和纠正”给宪法装上牙齿;第三、四点是至少先从形式上尊重宪法。

　　四、党与法的关系是核心问题

　　中国的《宪法》赋予了中共的领导地位，于是就产生了党既要领导法治又要遵守法治的难题。《依法治国决定》要求“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xx在《依法治国决定》起草说明中指出，“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并不容易把握。

　　五、约束公权力是法治的重点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秩序，因此需要公权力(必要之“恶”)。但如何驾驭公权力，确保它不侵犯公民的私权利，这是法治所要面对的核心命题。一旦公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其“恶”的一面就容易膨胀。例如，过去十年，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各级政府不断卷入征地、拆迁、工程项目、招商引资、乱收费、设租寻租、干预司法……李剑阁先生曾经在XX年感叹，“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

　　对于如何约束政府行为，防止它变成“到处乱摸的手”，《依法治国决定》提出：1)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2)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3)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4)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此外，降低“民告官”的难度，是培养官员法治观念的最有效途经。《行政诉讼法》是主要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时常不能“认真”起来。《依法治国决定》提出，“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完善惩戒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和决定、藐视法庭权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

　　这些措施，对于帮助各级政府官员懂法、守法、敬畏法律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