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受过很多爱的教育，我有非常好的父母，他们不光是把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的观念、学问向我灌输，还教我怎么做人。因为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非常穷困的环境，很多邻居是毒贩、流氓或者是赌徒。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经常挨打了，就是被那些流氓，要强迫我加入帮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回家了，我父亲还是觉得我不会做人。虽然我很坚强，他说我还没有做到一点——不管他是什么人，你要爱人如己，你爱他等于爱你的亲人一样，等于爱你的邻居一样，你要原谅他。后来我就慢慢学了，原来打我的人也是出生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里面，他的父母也是赌棍，他没有温暖。后来就变得我跟他做朋友，我跟打我的人做了朋友。慢慢了解了以后，我觉得我们之间除了家庭出生和教育背景不一样之外，最主要是我们都需要爱。所以为什么形成我后来的电影里面没有明确的好人跟坏人，坏人也可以做正义感的事，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两个人都心里面有一种惺惺相惜，都有一种爱在里面。那么在电影生活里面，我看电影，我看到的电影，每一种电影都有爱，我非常陶醉在这个爱的世界里面。

　　由于看电影看得多了，连我谈恋爱的时候也好像是活在爱的那个世界里面。我记得当我追求我太太的时候，她还年轻，我喜欢我太太，因为她年轻、活泼、很纯真。在六十年代如果碰到一个女孩子，她又纯真又可爱又有智慧的话，是很难得的一个爱人。我在追求她的时候，我就跟她相约去喝茶，我忽然间发现她的手，她涂了指甲油，那个红的指甲油。那我就跟她说，可能有点大男人主义了，我说我不喜欢女孩子涂指甲油。结果隔了一段时间，第二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又是在同一个地方喝咖啡，喝茶聊天，但是她把她的手埋在桌子底下。然后谈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两边的手一举，她说：“你看!“她手上已经没有指甲油了，我非常感动。我那个时候就感动，我很容易感动的，我在感动之下觉得我这个女朋友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就爱她一辈子到现在。打从我们第一天结婚开始，我就喜欢给她煮饭，我不想她的手碰到一点水，碰到一点脏的东西，我希望她的手永远都保持那么光滑。所以我在香港，去到美国，来了北京，我还是很多时候能够煮菜给她吃，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很多人在问我，我跟我太太结婚快40年了，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这份爱维持得这么久?那我就跟他们说：“因为我永远都会记得，我第一天是怎么样爱上她的。”

　　另外，爱也是广及到做朋友方面，当我去到好莱坞工作的时候，其实我的英语并不是讲得很流利。但是他们对我非常尊重，因为他们只看我的作品没有看我的语言，也不会有任何不客气的态度，因为我对他们也是像朋友一样。朋友跟朋友之间，除了一份欣赏，还有一份学习的心情，所以说我去到好莱坞好像是跟一些朋友学习了一些东西。很多人很奇怪，也有其他的导演，也有其他的人去了好莱坞，只拍了一部戏就没有第二部了，但是我就一直都有得拍。在好莱坞拍戏的时候，除了是一个朋友的态度，另外对双方面都有一份尊重，还有理解跟谅解。我记得当我拍摄《变脸》那个电影的时候，你拍一个美国的动作戏，尤其是拍一个英雄人物的电影，所以说就是有很多规矩的，但英雄是不能流眼泪的。当你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演员，他对着镜头表现得正伤心的时候，他忽然转过头去了，转过头去了，然后再转回来继续演戏。他为什么先背着镜头呢?他背着镜头把眼泪流干了。演员都非常投入的，在外国拍戏，他们是很投入。他们演那个角色，他就是那个人。他(尼古拉斯.凯奇)演一个很没有安全感，又暴力又孤僻。不演戏的时候，平常的工作人员都不敢接近他的，因为他就是那个情绪，他就是那个人。我对那些人很关心，我就以一种爱心来跟他工作，尽量安抚他。我说：“你可不可以说这段对白，用一边流眼泪一边来讲这个笑话?”他说：“我可以流眼泪吗?”我说 ：“你可以啊，你爱做什么做什么。”结果他真的是一边演那段戏一边流眼泪，那个是他真的眼泪，因为他内心本来就是这样的，结果演出以后，他很满意那个镜头，而那段戏也是很感人。因为我是怎么样，我对每一个演员，不管是中国演员西方演员我都是用一个同样的态度，用一种爱心来跟他们合作，就不断地有人找我继续跟他们拍戏。

　　我觉得每一个导演，或者是大部分的导演，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部他的史诗，他的爱的史诗。在五六年前，我接到《太平轮》剧本的时候，基本上是三个爱情故事，而这三个爱情故事发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很不幸的年代。虽然经过那么多的磨难，那么多的不幸，到最后，爱情的力量就让有爱的人继续活下去，还要找到她的新生命，还要找她的新伴侣。那这样的题材，我觉得可以拍成是一部我们中国人的史诗。后来这个电影在拍摄的时候也遭遇过不大不小的困难，三年前就要开拍这个电影就不得不把它暂时停下来，因为我那个时候发现，就有了一个淋巴癌。那个时候(淋巴癌)已经到了第三期了，如果再不治疗的话就会进入危险期了。那么后来经过北京、台北，还有后来回了美国治疗，也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的，蛮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还是很坚强地活下来了。但是在患病当中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停下来，我的戏还没有拍完。我心里面想的不是我的健康问题，我在想着我怎么样要把《太平轮》这个电影拍好，还在想有一些什么镜头，有一些什么场面，想把它拍好。如果我这样就病了，或者我这样就走了，我好像会辜负了很多人的期待。尤其是我的演员，我的工作团队，他们对我不离不弃的，所以这样也驱使我，也鼓励我鼓舞我，就必定要活下来，活下来才能够再跟他们一起工作。

　　另一方面在患病的当中，在家里头调养的当中，因为我三十几年来我做电影，我从来都没有好好关注到我的家庭，我没有给太多的时间给我的孩子，我的太太，我没有太足够的父爱给我的小孩，我也没有一个，我也没有可以给出他们一点时间坐下来听他们讲讲话。小孩都长大了，他们都二三十岁，都长大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最需要的，除了是一个父爱，一些大人对他们的关怀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很需要有人听他们讲一段话，讲一些话，哪怕是没有答案，哪怕那些话听了以后不会给他任何的安慰，但是他们已经会觉得很快乐了。因为他终于有个机会把话讲出来，我连这个时间都没有给他们。但是我生病的时候，他们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三个小孩轮流(照顾)，因为有癌症的人是非常辛苦的，照顾的人就更辛苦了，所以说我那个时候觉得很亏欠。除了我深深的感受的，我小孩，我家人，我太太给我的那份爱之外，我觉得我以后也要更爱他们。

　　有一些朋友问，我你到了今天还有爱的能力吗?觉得一个人只要他有爱，还有生命的一天他还是能够保持一份爱。如果我尽可能的话，我想做一个好丈夫，但是同时也希望做一个好父亲。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