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15时23分，中国国民政府主席朱立伦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的陪同下走进光华楼13楼报告厅，与在场的一百余名两岸青年座谈。

　　在校史馆见到孙中山写给复旦学生的“天下为公”题词后，朱立伦在演讲与对话中多次鼓励年轻世代追求“公益”、“公义”，他将其看做中山先生“天下为公”思想的延伸。

　　1 讲座实录

　　许校长，现场所有的老师、同学，所有年轻好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是劳动节假期，但是还是有很多同学走进校园来到这里，大家共聚一堂，我感到很高兴。一走进复旦的校园我就觉得非常亲切，因为自己一直在学校担任教授，走到复旦好像回到自己追求的地方。我刚才还跟校长说，等一下留点时间让我在校园走一走，看一看美丽的复旦。

　　刚才校长已经把我很多要讲的话跟大家报告了，因为我长期在台湾大学供职，所以知道台大和复旦的EMBA项目，培育了两岸许多优秀年轻的管理人才，我也有很多要好的同事、好朋友共同担任教授，所以我跟复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二点，刚才校长也提到，桃园县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曾经担任县长八年，现在成为桃园市的地方。那儿有我们桃园最著名的学校复旦中学，是由很多复旦的校友共同创建的，校名、校徽都与复旦大学相同。事实上，我还感受到他们对母校浓厚的感情。

　　第三点，刚才一进校史馆就看到“天下为公”的题字，而且孙中山又是复旦大学的校董。可见我们孙中山先生，跟我们复旦密切的关系。

　　有人问我说要用什么样的名义跟青年有约，写“国民政府朱立伦主席跟青年有约”?我马上摇头说要。他们又说写“朱立伦市长跟青年有约”，我说不要。他们说写“朱立伦教授”?“朱立伦老师”?我觉得有距离，所以就写“朱立伦与青年朋友有约”，希望让大家认识朱立伦，让朱立伦认识青年朋友，好不好?

　　在场的年轻朋友，我判断可能90后比较多吧，少部分80后。我是60后，我对大家报告，我已经20年没有来上海了，我刚刚看到地名片，我也想跟校长讲，二十年前我来上海的地名片，大概右手边是浦东、东方明珠、徐家汇。这二十年来，变化非常的大，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讲，我们也曾经是青年朋友，现在我们不再年轻，但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上一个时代，也面对下一个时代。

　　我们上一个时代是最辛苦的时代，经过战乱，很多长辈们所乞求的就是平安，很多长辈们希望不再有战乱。而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经历过战乱，从经济发展初期，一直到今天的繁荣。今天看到上海看到了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同样也在台湾和大陆其他地方看到了巨变。

　　我回想一下，1995年我来上海访问的时候，当时大概整个大陆平均国民总额只有600多美元，600多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现在当然超过了这个数字。而台湾在二十年前是一万二，现在两万二，GDP大概超过四万。

　　我们这个时代，从成长的初期，逐渐转向繁荣，从农村到都市，到道路带。你们的这个时代，要为下一个时代做什么?你们是不是继续像过去我们这个时代，从六百多美元，到六千多美元，然后再到六万多美元，或者台湾从两万多块要到四万多块，继续到六万多块?我问过很多年轻的台湾人，他们告诉我：我们这个世代，赚钱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我们这个时代，追求我们的幸福，追求我们的理想，不一定是小确幸，可能是大理想，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追求了经济的成长，贡献下一个时代;而下一个时代，要走向什么样新的时代，是我们大家今天可以共同思考的。很多台湾小朋友喜欢叫我“蜘蛛人”，和我名字很像。那我就说电影《蜘蛛侠》里面的一句话“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这一句话就是说能力越强，责任越大。各位是精英，各位是精英中的精英，来自一个比较繁荣的时代，一个比较努力的时代，我们需要为下一代建构。把自己做好最重要，做就要好，是我的人生观。

　　是不是市场经济一定代表着大家的幸福?最近大家都看到了法国经济学家Piketty写的《21世纪资本论》，观点就是经济成长不一定代表全民幸福，经济成长可能造成社会严重贫富差距。这是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不管在西方，在东方，在海峡的两岸，都要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那我们怎么去做?我最近的想法就是希望年轻的朋友，你们这一代追求“公义”，“公义”是公平正义，“公义”是利他精神。

　　我最近在台湾看到的最美的风景就是志工。我还记得我刚做市长时，我希望我市能够成为“志工城市”，而现在四百万的人口中，成为志工的人超过了十一万人。例如，现在台湾有许多被称作“不老志工”的志工，他们陪伴我们的长辈，这些长辈需要陪伴，而子女在外。为什么叫“不老志工”?因为年长者有了志工的陪伴，心态不会变老;而年轻人的心也不会变老。短短不到三年，现在已经有一万两千多名“不老志工”了，其中有一万年轻朋友加入到陪伴老人的队伍中。

　　我们是如何吸引到年轻人的呢?我们设立了一个“银行”，这个“银行并非真正的银行，而是记录下你做志工陪伴老人的时间，到你或你的爸爸妈妈有需要时，你也可以接受志工的陪伴。很多年轻朋友发现也许有一天我用得到，又或许我的爸爸妈妈会需要得到志工的照顾。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愿意成为“不老志工”。

　　我再一个社会企业的例子。什么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就是带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例如有一个叫做TOM的品牌，只要你买一双他的鞋子，TOM就捐赠一双鞋。

　　现在我们要把社会责任加入到创业赚钱之中。我曾了解到一位年轻朋友自己开了一家旅行社，但是他的旅行社专门帮大家去各国做志工。如果很多退休的老师，退休公务员，或者是年轻朋友，想去印度、缅甸等地方去做志工，他就半旅行半志工地帮你安排。它就是一个社会企业，就是让志工能够出去。还有一个人，他开农场但是他种“有机”，而且让大家有机会自己一起参与种有机，种了有机以后你可以享受自己种的成果，或者你可以保护你这块土地，所以一边赚钱，一边种有机。

　　当然各种创意都在我们这些社会企业中发展，让我们看到新的希望——年轻的世代，不单只会赚钱，他开始重视社会公益，重视社会责任。

　　在场的所有年轻时代的好朋友，尤其是来自复旦和上海高校的好朋友，你们比别人获得更多社会和教育，你们就应该为社会付出更多地责任。简单地说我相信未来20年，我们不是只是拼经济而已，我们不是从成长到繁荣，我们所有年轻的同学，我们希望一个更“公益”、“公义”的社会。这是我今天看到复旦同学，提出来的一些想法。

　　其实刚才看到我们中山先生提到的“天下有公”，何尝不是这种精神?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不是只是独善其身，我们希望“天下有公”，我们共同为了一个公益的社会而努力。

　　希望今天用一个这样的分享，用我20年来看到整个上海的变化，我希望充满公益的下一代更有理想，有创意。

　　不过我还是要欢迎所有好朋友，如果你来自台湾，有机会回到台湾之后，别忘了加入我们的志工。如果你不是来自台湾，来自大陆的好朋友，随时欢迎大家到台湾来，当然我做市长也要欢迎大家到新北市来。

　　我不愿意讲太多，我倒是希望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共同交流。不是朱立伦讲给大家听，大家也可以讲给朱立伦听。我们共同和青年朋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我们也会进步，大家也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

　　2 对话摘编

　　复旦大学学生：朱主席您好，我是复旦大学一名在读博士生，很高兴能够在复旦与您交流。我平时也会关注一些有关台湾的新闻。我注意到有一些媒体认为您的这次访问体现了您的政治决断力，昨天您也说这次访问在岛内可能有一些“扣帽子”的声音，所以我非常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您决定了这次亲自率团来大陆的访问。

　　朱立伦：谢谢，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听起来也很简单的问题，其实就是人生哲理。我一再强调任何事情只要做就要做好。不管我今天当学生、当老师，不管我当县长、当市长都一样。今天我做中国国民政府主席，我就要做好。

　　对于中国国民政府，过去长期以来我们两岸关系的推动一直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两岸的合作能够让下一代更好，让下一代更幸福，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既然如此，我担任主席之后不论是两岸的交流，或是两党相关的论坛、政治访问。这个过程的决断，就是我对任何事情的判断，这就是人生观，做我就把它做好。

　　在做好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力量。尤其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元，很多不同想法自由的社会。批评一定会有，甚至一定给你扣帽子，一定有攻击抹黑，这都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坚持自己的执念最重要。

　　我记得孙中山先生在革命的过程中也被扣过“寇”之类的(帽子)，负面的攻击非常多。我刚刚在讲，推动很多的工作当中，就像刚才社会企业的推动(过程中)，那些年轻朋友跟我讲，好多人对他们说，你们这个是空谈理想，先赚了钱再说吧。他们会说办一个商业旅行社比较重要，为什么办一个志工旅行社呢?但(年轻朋友)就觉得志工旅行社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Tom鞋也一样，(虽然是)卖鞋的，现在卖鞋的这么多，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理想，结果社会反倒给他更多的肯定。我最近去买鞋的时候看到我们台湾的一个鞋店，它直接就这样做。很简单，直接跟你讲说，你今天来买这双鞋，第一，我这个价格一定比别人便宜，第二，我里面所有卖鞋的一定的比例，大概是1/10是捐给公益的。(鞋店)直接就在旁边有一个箱子，放了多少钱我不管，但我相信他一定会这样做，这就是一个的理想与自己的坚持。

　　复旦大学台湾学生：朱主席您好，我是台湾学生，在复旦就读博士班的学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才有提到《21世纪资本论》，可以请您就《21实际资本论》的角度来看台湾目前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那对于促进两岸青年教育文化交流您有何看法?

　　朱立伦：其实教育资源分配需要社会更多努力，我刚刚讲一句话，说教育资源一定要均衡。跟你们讲一个小故事，来自台湾同学都知道，我的出生地在桃园。但我不是在桃园市区出生的，(而是)在乡下。我念国中的时候我就到市区去念书，后来我念高中的时候，我到了台北的建中念书。很多同学问，“那你怎么去?”我早上一大早五点多骑脚踏车到火车站，大概半小时左右。然后搭火车到万华，万华走路20分钟到建中。大概一天一个来回需要4个多小时坐公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因为以前的教育资源是集中在大城市的，大陆现在可能还是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当时我担任桃园县县长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盖学校。我在8年内盖了40多所学校。我的目的就是促进教育公平，也就是给大家公平的机会。

　　同样的，我担任新北市市长，到今天为止，我用数字给大家说明：我担任市长的第一天，查了一下，我们的孩子只有50%出头可以在住宿。我努力让新北的学校更多，更有竞争力，到去年为止是百分之七十二，预计三年多以后可以超过8成，这就是一个让大家机会平等。

　　说到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比如美国的教育，它的私立大学费用非常高，有一些精英学校更是非常昂贵，这就更会产生社会的不公平。我相信在台湾和大陆这个问题相对会好很多，因为我们这边在教育组织的推动上和教育金额的推动上很努力，我们希望让每个孩子在受教育机会方面能够更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