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

　　大家好，我是王澍。刚才小撒说到很多人不知道普利兹克奖，其实这个不奇怪，因为这个奖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呢，多少代的建筑师想得都得不到，最后居然被一个以叛逆著称，一直到今天几乎仍然工作和奋斗的建筑师所获得，很多人都跌下了他的眼镜。所以如果说在中国的建筑界，你要找一个人，说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以叛逆著称，而且一直叛逆到他的成年，我想我肯定是其中之一，而且比较突出。很多人说叛逆，你凭什么叛逆，青春期有一种莫名的情绪，就是叛逆。

　　青春期大家其实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你的那种活力。你面对的这个社会，有点不可知的一个状态;很多的成年人都在教训你，让你这样让你那样;你又不太反驳得过他们，但同时你隐隐地知道，他们好像也不完全是对的。就是那样的一种情绪，那么大家可能会有个问题，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是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状态对于学生来说不太正常，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你不可以想象我的，比如中学是什么样子的。我中学时是一个标准的好孩子，好到什么程度呢，从入校开始我就一直是班长、团支部书记、西安市市级三好学生。那么这样的一个好学生，怎么可能后来会变成如此叛逆的学生?

　　有一件小事儿和我后来特别有关系，我记得我当时在中学的时候有一堂课就是历史，在读历史课的同时我看两本书，一本叫《法国大革命史》，一本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通史》。那两本史看完之后再看课本，那课本就可以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因为它太幼稚、太简单，历史被他们概括得几乎就变成了没有。我记得我上课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是刚毕业的一个年轻老师，我坐在第一排，他就老有点狐疑。因为他讲的其实不多，发现那个学生拿着本在那写，写的内容好像远远超出他在课堂上所讲的。下课的时候他说能不能把你的笔记本给我，让我看看。我就给他看，他说能不能让我带回家去看看，我说行。第二次上历史课的时候，他就说，他说：“这个学生，将来一定是不得了的。”

　　我进大学，那时候是南京工学院。我刚一进大学，每个系选一个学生做学生代表，在一间小会议室里听校长训话，我就是建筑系的学生代表，如果我不足够好的话 ，在那个年代是根本不可能被挑选去听校长训话的。我们的校长很有名,他是钱钟书先生的弟弟——钱钟韩，一个叛逆的校长。我记得印象很清楚，那次训话他的一个核心的话“什么是好学生 ”好学生就是那种敢向老师挑战的学生。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那些老师都多么的了不起，很多人就是在混日子，如果你提前三天对你所上的课做认真的准备，你在课堂上问三个问题就有可能让你的老师哑口无言，他就下不了台，这样的学生才是好学生。”这个对我的冲击很大，但是也让我很振奋，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来对地方了，大学这才是我想来的地方。

　　很多人后来问我说你大学学习你的秘诀是什么，我说很简单就是自学。当钱钟韩校长说你要比老师备课更勤奋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是很早就发现有一个好地方叫图书馆，完了我很早就进了图书馆，我开始看所有那些课堂上没有教过的东西。大学二年级，我当时就开始放话了，我说已经没有老师能教我了，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和我看的东西一对比，肤浅、幼稚、保守、陈旧就这八个字。当然我这样做其实确实引起我很多同学的紧张，我记得我夜里十二点钟睡觉，我睡在上铺，看出去我同寝室的同学拿着黑格尔的哲学史还坐在楼梯上在看，不睡觉，因为楼梯的灯还亮着。造成了一种压力，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再一次所谓的叛逆的时候，就是刚才说的我写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叫做作《破碎背后的逻辑——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这篇文章从梁思成一直评到我当时的导师十几个先生。因为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中国的这个学问是怎么做的，不痛不痒，所有的东西都是含含糊糊说两句。如果永远都这样不说下去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这样，我们的水平停留在1930年代，确实是不会再变化了。所以我当时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没有人给我发表，其实我也没所谓，因为这篇文章是给自己写的。一个人如果说要有点牛气，就要这样。基本上我今天，一直到现在，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只是把我1987年写的这篇文章，我所说的，我认为可能要发生的，我认为应该这样去做，朝这个方向去走的。其实在那篇文章里，基本上说清楚了，但是怎么做出来，说完了是不算的。我为了实践我当时所说的，又花了二十五年来实践我所说的。

　　当然硕士毕业的那个事情大家可能有些人是知道的，硕士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完全可以用我前一篇文章作毕业论文，但是我写了另外一篇，因为我觉得还有些事情没说清楚。论文的题目叫《死屋手记》，其实对整个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现状，建筑教育的现状，包括我们自己那个学校的现状，一个影射。但是它的实质是对当时大家热衷地在追逐的西方现代建筑的基本观念的再认识和再批判。大家可能会知道，就是我这个论文第一轮全票通过了，但是在学术委员会表决的时候，他们取消了我的硕士学位，因为这个学生实在是太狂，所以他们没有给我学位。当然这个对我没有打击，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书读到有一点点超脱。

　　当然很多人的叛逆可能就是青年一段，而我好像时间更长。1992年春天到来，改革开放新的一轮开始了，遍地是钱，建筑师的好日子到了。就在这个时刻，我选择了退隐，因为我不想做很多东西来祸害这个世界。不幸被我言中，后来的十年里头，有无数的中国建筑师做了大量的东西，在祸害这个国家。他们摧毁了我们的文化，彻底让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发生了巨大的面貌的改变。但是我想很少有人想过他们在干吗?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没有人这样子真正地认真地去想。我觉得我的憨笨这时候帮助了我，就是我想不清楚，我就不敢做了。所以那个十年里头。我做了一些小工程，改造老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向工匠学习，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学校里没教过的。工人每天早晨八点上班，十二点下班。我从第一天开始我八点钟就站在现场，夜里十二点跟工人一起下班。我当时说我说我一定要看清楚这工地上每一根钉子是怎么钉进去的，全部要看清楚。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是知识，是读书，但是很少学如何动手做事，这个特重要。我到后来，到今天为止我做任何东西底气十足是因为最低的那个底牌我都已经摸过了，我当然有底气。当然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点恍惚，我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说我一个研究生毕业整天跟一群外来务工人员坐在一起吃饭，好像这个社会阶层是不是混错了。但我学到大量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为我后来1998年再出山，其实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后来很多人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人生谏言来支撑你，其中一句话，我就说是叫“时刻准备着。”就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你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完了到XX年之后，突然就有人对我做的这种设计有兴趣了，就接二连三地有人开始来找我，而且都说这句话。我们想做一个现代建筑，但是一定要有中国的感觉，而且不是那种表面的。我们反复访问过，也许在中国只有你能做，你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到我第三个十年的时候，其实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艰难，第三个十年对我来说应该说是相当顺利。尽管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争辩，这是难免的。所以让大家接受一个建筑，完全颠覆性地改变并不容易。所以我形容一个好建筑的诞生是什么?就是你一开始有一个很纯粹的，带有理想一样的想法，完了你要像长征一样的经过很多的险阻，中间每一次都是有人想摧毁你、否定你，你必须能够做到百折不挠，而且要说服大家，最后走到终点。你还保持了你最初理想的那个纯度，没有半分的减损，甚至更加地坚硬，这就是一个好的建筑师。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很可爱的甲方，就我当时做宁波博物馆的时候，他说：“王老师你到底怎么想的，我们设计的这个地方，新的cbd(中心商务区)，我们宁波人管它叫小曼哈顿，可是你用了这么脏的材料做了这样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放在这里，跟小曼哈顿的感觉完全不相称，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说：“这样说吧，我们实际上是想做一个新东西，这个设计传统里有没有?”他说：“没有。”我说：“现代建筑里头你见过这样的设计没有?”他说：“好像也没见过。”“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个全新的东西?”他说：“是的。”“全新的东西是不是大家都没有把握?”他说：“是的。”“那么在这一桌子没有把握的人当中谁最有把握?是不是我?”他说：“是的。”我说：“那你就得听我的。”当然后来很有意思，这个建筑建成之后，甲方总结最后大家的反响，对宁波博物馆的反响。他叫四满意：群众满意、专家满意、领导满意、我们满意、全都满意。但对我来说最感动的是我碰到很多的观众，会去一个博物馆短时间内去三次四次五次。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地方全部被拆光了，变成一个新城了，只有在这座建筑上我能够找到我过去生活的痕迹。

　　我是为此而来，我听了非常地感动，但是有的时候也非常地酸楚。我记得我九十年代初做这个反叛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计算机，我没有想到这几乎像预言性质的，预言到今天计算机泛滥的年代建筑变得如此地干枯抽象和概念化，而我所主张的这条经验性的，以人的真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建筑，反而变成了另类，变成了新探索。这时候你会意识到你真的是做了点事情，这个事情不仅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还甚至超越了中国文化的国界，它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价值与意义。但不管怎么样说，回顾整个我自己的这样一个人生历程，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人一定要对自己的内心非常地真诚。其实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坚持自己的内心，并努力地去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