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将渗透到从科学立法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各个环节，将全方位覆盖国家、政府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将更加注重法治建设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将努力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互补契合，将对领导干部的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这也意味着，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基本方略与根本保障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战略布局中发挥更加深刻的影响

　　党的xx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以来，xx大、xx大、十八大都对“依法治国”作出重要部署。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对党的xx大以来“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在新形势下全面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庄严承诺，为我们明确了法治建设整体推进、共同发展的基本思路。这也意味着，下一阶段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将放在“全面推进”上，我国的法治建设将呈现出一种全方位、全覆盖的大格局与新气象。那么，怎样准确理解“全面推进”这四个字的丰富含义呢?

　　更加注重依法治国的全局性、整体性与系统性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可以用“无法可依”来形容当时中国法制的状况。在法制基础相当贫弱的条件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务之急就是加强立法、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因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加快立法”、“加强立法”一直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指挥棒和工作重点。“立法先行”与“立法先导”在一定程度上亦成为长期以来支配我国法治发展的基本思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后，即在所谓的“后法律体系时代”，如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然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挑战与主要任务。在依法治国的整体布局之下，实现立法与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面推进、协同发展，理所当然成为新时期推进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格局进行了整体部署，涵盖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方方面面。即通过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通过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努力做到严格执法;通过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制度、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等一系列举措，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通过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通过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通过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上述六个方面的任务整体推进、系统发展，共同构成了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系统布局与整体格局。

　　更加注重立法与法律实施的对应性与协调性

　　立法是依法治国的起点，执法、司法、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全面展开与实现。法律的生命在于被赋予真正意义上的实施。法治的目标与价值最终需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实现。如果静态的“法律体系”不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动态“法治体系”，如果法律不能拥有行动的力量，那么，法治的价值无从实现，法治的权威也就树立不起来。换言之，尽管有规模宏大、形式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而实践当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普遍违法、徇私枉法、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法治还只是停留于“应然”层面，而并不对实际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那么，依法治国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故此，十八大以来，xx同志多次强调宪法与法律实施问题，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立法与法律实施的有效对应与协调，首先要求有“良法”，然后才是对其的普遍实施与推行。“良法”是法治的前提，也直接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成败。就此，十八届四中全会首先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求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强调立法工作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实现立法和改革的相衔接，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此基础上，四中全会着眼于具体的行政执法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注重从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健全依法决策、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等制度设计保证政府严格规范公正执法;从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和司法管理体制，规范司法行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等方面保证公正司法;从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推动全民守法。一言以蔽之，即强调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实效性，从而实现立法与法律实施的内在契合与协调统一。

　　更加注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共同发力

　　十八届四中全会继续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强调政府权力的设定和取得要有宪法与法律依据，政府权力的行使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要求政府行为符合合法合理、程序正当、权责统一、诚实守信等原则。法治社会，重心在于强调社会成员行为的法治化，要求社会成员有良好的法治素养和遵守公共规则的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通过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与被管理者的社会两方面力量的共同推进、相互支持方能实现，而绝不可能仅凭政府就能够独自完成。简言之，依法治国不是政府一家的“独角戏”，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合作的一场演出。它不仅需要通过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来实现，而且要以法治社会建设、在全社会培育法律意识和提升法律信仰作为依托和支撑。故可言，只有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民众才能认同法治的实践力量，法治社会才能得以建成，法治政府建设才有坚实的保障。

　　更加注重法治民主性与科学性的内在统一

　　依法治国，应在民主与科学的原则指引之下全面推进。民主是法治的正当性基础和价值依归，科学是法治的理性内涵与内在要求。民主原则要求法治建设体现民意、顺应民心、以人为本，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联系。科学原则要求法治建设从当代中国国情出发，符合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民主性使得法治能够最大程度获得社会成员的拥护，科学性使得法治能够保持相应的客观与理性。只有真正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推动法治建设，实现法治建设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才能开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局面。

　　民主原则与科学原则渗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每一个环节。就民主立法，四中全会强调，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使每一项立法都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从科学立法角度出发，四中全会提出，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推进严格执法，四中全会要求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以及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制度，从而保证了相关执法行为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为保证公正司法，四中全会重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全民守法，四中全会强调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更加彰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相辅相成

　　法律与道德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就其本质而言，法律是一种制度化的“硬约束”，是一种外在的“他律”。道德则是一种“软约束”，是一种内在的“自律”。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国家强制力规范民众的外部行为，道德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感化民众的心灵、提升民众的认识与觉悟。从二者关系来看，法治与德治相互补充、互相支持。没有法律强有力的保障，道德的高楼大厦将会坍塌，没有道德的正义指引，法律有可能助纣为虐、沦为作恶的工具。故可言，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难以获得民众的尊重和拥护。没有法律保障的道德可能是一种虚无的空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律与道德缺一不可。唯有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德法并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善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必然选择。XX年，xx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依法治国进行集体学习时就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十八届四中全会又专门指出，要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在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故此，四中全会就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要求，强调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等社会道德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强调提高法治工作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

　　更加强调依法“治官”与依法“治民”二者不可偏废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封建人治思想影响，一些领导干部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法是管老百姓的官法王法”、“法就是驭民之具”，“权大于法”的“法外特权”思想在实践当中还相当盛行。然而，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即将“官”的权力制服在法律的“笼子”里。领导干部的行为是社会大众的指标，如果期望民众能够遵纪守法，领导干部必须首先作出表率。这就是古人说的“治国者要先受治于法”和“民以吏为师”的道理。在此意义上，领导干部严格守法是民众守法的前提条件，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十八大以来，xx总书记多次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厉行法治，号召广大领导干部树立法律权限不能突破、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法治观念，要求领导干部始终对宪法法律存敬畏之心，坚决反对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并通过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监督领导干部不得随意干扰司法。为把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能力的要求落到实处，四中全会提出，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并且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这些将对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综上所言，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各项工作将重点放在“全面推进”上。依法治国，将渗透到从科学立法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各个环节，将全方位覆盖国家、政府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将更加注重法治建设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将努力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互补契合，将对领导干部的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这也意味着，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基本方略与根本保障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战略布局中发挥更加深刻的影响。